传统的运作管理研究主要是通过应用经典理性决策理论来帮助企业做出最优的决策。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知识的进步,研究者们开始逐渐意识到,实际生活中的一些决策行为往往与传统理论中的预期结果并不相符。因此,在实际决策中,以“理性经济人”为前提的假设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且在面对客观事物时呈现出的不同行为偏好,所以,在运作管理的研究中融入人的行为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已有一些运作管理领域的课题开始着重探讨行为因素,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依旧还有很多有意思且有价值的问题值得去细细琢磨。因此,本文即在这样的背景下,聚焦两种典型的行为因素,即决策者损失规避行为偏好和消费者的绿色偏好,来探讨它们对企业运作优化决策的影响作用。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果如下:(1)针对决策者损失规避行为偏好的研究,本文第3章考虑了一个单周期、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两阶段供应链。其中,供应商和零售商均具有损失规避偏好,且供应商面临产出的不确定性,零售商面临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供应商和零售商通过简单的批发价契约进行合作。通过模型计算,我们可以求得损失规避型零售商的最佳订货策略和损失规避型供应商的最佳生产策略。研究结果展示了供应链中各参与者的损失规避偏好是如何引起决策偏差的。具体来说,我们发现损失规避型零售商在不同的情况下,将会订购多于、等于或少于风险中性型零售商的订货量,同样的,损失规避型供应商也会生产多于、等于或少于风险中性型零售商的生产量。此外,我们还发现损失规避型零售商的最佳订货量在某些条件下,反而将会随着批发价的提高而增加,随着零售价的提高而减少,这一研究结果在传统报童模型的相关研究中没有出现过。最后,通过算例分析,我们具体探讨了损失规避程度和产出波动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2)针对消费者绿色偏好的研究,本文第4章考虑了一个再制造生产商同时生产新产品和再制造产品的情形,其中,再制造产品属于绿色低碳产品,市场中有两类消费者,绿色消费者与普通消费者,他们看待两类产品的效用不同。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看,我们刻画了两类消费者对两种产品的购买行为;从再制造生产商生产供给的角度来看,我们分析了再制造生产商对两种产品的最佳定价策略选择问题以及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从政府环境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我们评估了政府实施二氧化碳排放权限额与交易机制的效果。(3)针对消费者绿色偏好的研究,本文第5章在在二氧化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探讨排放依赖型企业“统一减排”形式和“逐个减排”形式这两种减排方式的异同之处以及市场中绿色溢价对它们各自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从运作优化思路的角度出发,“逐个减排”形式比“统一减排”形式多出一项决策变量,即要对多少单位的产品进行“逐个减排”处理。从价值增值的角度出发,“逐个减排”形式的价值增值体现在产量的变化上,而“统一减排”形式的价值增值体现在成本差异上。从决策结果的角度出发,“逐个减排”形式和“统一减排”形式两者的最终利润比较需要通过各自减排形式下的具体函数表达式来确定。当市场中存在绿色消费者时,绿色溢价的作用会鼓励排放依赖型企业转向选择进行自身净化处理。但是,如果排放依赖型企业选择的是“逐个减排”这一减排形式,那么它在具体的决策过程中,需要注意以防陷入短视决策的决策陷阱做出非最优决策。在上述研究中,本文的主要创新性工作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选题视角的创新。本文在运作管理研究中,关注人的心理及行为因素对生产决策的影响作用,使得所研究的问题更能体现人的行为特征进而更加贴近实际决策,不但丰富了运作管理的研究情景,也可为供应链中各方成员以及政府部门的实践工作提供重要的决策借鉴。(2)模型刻画的创新。第3章中,我们刻画了 一个复杂但更符合现实、同时在前人的研究中还没有如此综合考虑过的供应链模型;其次,第4章中,我们构建了一个同时考虑到消费者行为、再制造生产商行为和政府行为的综合性模型;最后,第5章中,我们构建了排放依赖型生产商在不同减排方式下的决策模型并进行了相关对比分析。(3)研究结论的创新。首先,随着损失规避行为因素的引入,我们发现了一些与决策者均为风险中性时不一样的研究结论;其次,在绿色消费者的作用下,从引导再制造生产商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一致性的角度出发,我们发现政府的环境政策必须谨慎制定,才能起到积极的实施效果;最后,当市场中存在绿色消费者时,选择“逐个减排”的排放依赖型生产商要有长远的眼光,提前做好决策应对,这样才能够抓住绿色市场带来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