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与劳动、资本一样，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传统能源的可耗竭性，使得能源效率成为能源经济学的热点，甚至被视为“第五类能源”。中国的能源储量非常有限，但2020年经济目标约束下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能源消费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就需要将能源效率提高到宏观经济目标实现、国家经济能源协调发展和国家经济能源安全的战略高度上进行思考。本文在能源经济学理论框架内，分析了影响能源经济效率的若干主要因素，并采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从多个角度考察了能源经济效率变化的原因，揭示能源经济效率的内在规律，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理论发现和政策建议。 能源作为经济要素对经济系统的作用由外生向内生转变，向量自回归分析表明能源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可完全替代的限制性生产要素。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中国的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显示出长期的相关性和一致性，Granger因果检验证实了两者的双向关系：不仅经济增长导致能源需求增加，能源消费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增长，且作用力越来越强。能源与经济的长期协整性也验证了能源经济效率(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比值)研究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影响能源经济效率的因素很多，本文以国内外相关文献涉及的因素为基础，系统梳理了影响能源经济效率的主要因素，省际层面的面板回归分析证明产业结构、经济开放、基础设施对提高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科技创新、教育因素和能源结构的作用相对弱些，而气候因素的变化不利于能源经济效率的提高。 经济结构调整在一定时期能够降低能源强度(提高能源经济效率)，宏观经济部门和工业部门的AWD实证分析都确认了这一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结构因素对降低能源强度的贡献甚至超过了效率因素的贡献。中国目前产业结构的调整需降低工业内高能耗行业的比重，并积极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此可见，无论在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层面，通过合理调整产业结构，降低低能效产业比重，鼓励高能效产业发展，要成为决策部门的共识。 中国以低能耗支持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能源结构高效化。对1978～2004年间能源经济效率和能源结构的计量分析证明，能源结构变化对能源经济效率提高的贡献率为31.5％，表明了我国能源结构调整趋势的合理性。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四种能源的边际产出率和边际替代率估算结果是：产出弹性由大到小依次为电力、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天然气产出弹性低可能与比重过低以及多用于生活部门有关)，石油和电力对煤炭替代弹性大于1。因此，推动我国能源结构从煤炭向石油和电力过渡可以有效降低能源消费总量，提高整体效率。 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的回报效应的存在增加了估计技术进步对能源经济敢率影响程度的难度。实证分析表明，虽然1978～2004年中国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的回报效应较高，在30％～80％范围内波动，但技术进步仍然能有效提高能源经济效率。其中技术效率的贡献超过了科技创新，工业部门整体和细分九类工业的计量结果均是如此。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技术效率和科技创新对能源经济效率的贡献此消彼长。 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计量分析均显示FDI能够有效降低能源强度，而且，FDI特有的空间溢出效应使得。FDI不仅对东道区，而且对降低周边地区的能源强度也有积极作用，而且这种作用随着FDI集聚数量的增长而加强。对全国省际层面的实证结果表明，2003年，省际平均FDI增加1％，能源强度下降0.6194％，邻近地区FDI增加1％，能源强度下降0.5174％。 最后，基于能源经济效率各影响要素的作用机理和特征分析，本文对中国2020年经济目标约束下的能源形势和能源战略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思考。提升能源效率，根本是依靠科技进步，但科技进步必须依托于一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形式，因此，任何有可能带来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的经济活动，都可以考虑尝试。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第一，运用定量方法系统地研究引致能源经济效率动态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力，特别阐明了科技创新并非提升能效的唯一方法，其他因素亦有重要作用且在特定时段贡献超过科技创新。第二，分别探讨了经济结构、能源结构、技术进步和经济开放对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后三者均属于探索性研究，为拓宽提升能效途径提供了理论与实证的基础。第三，论文在国内首次定量探讨了技术进步对于能源消费的回报效应，澄清了为何技术进步对提升能效贡献不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