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刑罚不断向轻缓化的方向发展,为了适应这一发展趋势,刑法或司法解释对某些经济类犯罪作了出罪规定,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就是其中之一。根据相关规定,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期限或规定限额透支,经发卡行两次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相对于其它类型的信用卡诈骗罪,恶意透支是“真人真卡”型的信用卡诈骗行为,其社会危害性较小。鉴于此,我国法律对恶意透支设置了较高的入罪起点,并通过司法解释对其设置了出罪条件,这就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条件性出罪机制。该机制的存在具有重大意义,这不仅是我国轻刑化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对一些犯罪行为人予以出罪,能够节约司法资源,并且避免行为人贴上犯罪的标签,是对人权的保障。但这些意义的实现以条件性出罪机制的适用为前提,否则就是空谈。我们通过对河南省337例判决书的实证研究发现,恶意透支条件性出罪机制的适用效果并不理想,337例竟无一人被宣告无罪,这表明恶意透支的出罪判决难。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不科学的,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既有恶意透支条件性出罪机制内的原因,又有机制外的原因。机制内的原因主要是司法解释对时间条件规定的严格性;机制外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出罪理念的缺乏、《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规定的模糊不清、侦查中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等因素,使得法院无法适用“但书”条款出罪。此外,此种不科学现象的存在不仅无法实现其重大意义,反而会产生一些无法估量的危害。恶意透支出罪判决难不仅侵犯了刑法的保障法地位,而且减损了刑法的效益,更重要的是它导致了刑法机能的失调,侵犯了犯罪行为人的人权。因此,为了消除这些危害,有必要对恶意透支的条件性出罪机制进行重构,包括实体法上和程序法上的重构。除了改变“重入罪,轻出罪”的思想外,实体法上要明确“但书”条款能够作为判决的依据;程序法上要完善侦查中心主义诉讼模式,并对公检法三机关具体的出罪路径予以重构。因此,本文将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说明恶意透支出罪判决难的体现,并对其原因和危害予以论述分析,最后对恶意透支的条件性出罪机制进行重构。通过重构的这些措施,我们希望能够对恶意透支的出罪有所帮助,能够实现情理与法理的统一,能够促进恶意透支立法与司法实践的不断成熟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