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的“条约挑选”行为会给国际投资环境带来危害,尽管其形式上通常合法,但这种行为实质上违反了国际投资法的基本原则,其法律性质应当确定为违法,我国有必要通过法律途径予以应对。我国BIT在保护理念上已经从过去强调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转变为注重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的平衡,BIT规范的内容也越来越全面,能够通过法律途径应对“条约挑选”行为。现阶段,我国BIT在规制“条约挑选”的理念上还有待完善,规制这类行为的立场还不够明确。在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比较中不难发现,我国BIT中存在着几种规制“条约挑选”的措施,比如对“投资者”这一身份作出明确的界定、在条约中约定投资争端的多种解决途径、通过设置利益拒绝条款排除特定投资者获得条约保护的利益等。尽管这些措施还没有在我国的条约实践中被证明有规制“条约挑选”的作用,但它们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条约中也存在,可以从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看出它们对“条约挑选”的规制效果。我国BIT中的“投资者”定义条款没有纳入实质审查标准,使得其几乎没有规制“条约挑选”的能力;利益拒绝条款的覆盖面积太小,难以发挥其应有的规制效果;投资争端解决条款在目前已经有一定的规制作用,但受到宽松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影响。为了更全面地对“条约挑选”行为进行规制,我国BIT应当采用“原则+规则”的规范结构,在具体条款中明确规定公平互利原则和善意原则,用原则和规则形成更完善的“条约挑选”规制体系。在具体的条款方面,我国应当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作出限制,明确其适用的对象不包括投资争端解决程序;并且在投资争端解决条款中规定充足的争端解决途径,从源头上减少投资者因投资争端解决而进行的“条约挑选”;同时,应当将实质审查标准纳入“投资者”定义条款,并将利益拒绝条款扩充到更多BIT中,发挥好这两个条款的“第一道保护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