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商业重镇，是长江上游地区最大的货物集散地。重要的区域地位和较为繁荣的商贸经济，成为近代西方殖民者打开中国西部市场的桥头堡。1891年，重庆以“约开”的形式被迫向英国开放通商。不久之后，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等西方势力相继“进驻”重庆。重庆在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漩涡的同时，也成为西方列强在近代中国西部的一块殖民地。 重庆开埠，一方面，表明英、日等西方列强在华贸易战略目标和殖民利益的逐步扩大：另一方面，刺激和推动了四川社会的发展变迁。第一，它使四川超稳定状态的小农经济逐步感受到了强大商业力量的冲击，城乡经济被纳入到商品化的轨道，置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国际市场影响之中。四川社会开始了近代商业化进程。第二，它使外部力量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控制力越来越明显，川人的经济利益逐步受到列强的侵夺和支配。一定程度上，四川的社会经济发展从属于西方的社会发展要求。第三，它使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紧随经济因素传入四川，在传统经济与社会结构改变的同时，引发了近代社会要求的产生。 重庆开埠是四川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在封闭的四川社会体系上戳开了一个窟窿，通过这个窟窿，四川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四川城乡社会的演变由此缓缓发生。本文以重庆开埠为起点，以进出口贸易为突破口，探讨晚清四川社会在区域经济、社会组织与阶层、文化教育观念等方面由传统向近代的演进趋势。主体内容共分五章： 第一章：主要对重庆开埠后外贸市场体系的形成作出分析。重庆开埠后，四川被置于近代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影响之中。外贸商品流量开始得到增长，商品及贸易结构开始发生转变，土洋货物的购销渠道与金融服务网点逐步建立，传统的“场市”内贸格局逐渐成为新型商品流通体制的组成部分。专业市场与城乡市场初具形态，各类商品市场、不同层次市场、区域内外市场逐渐连接，市场功能进一步深化，市场的外向作用日趋突出，对外贸易市场体系初步形成。 第二章：主要就重庆开埠后通商贸易对四川城乡经济发展的影响作出分析。重庆的开埠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土洋商品在城乡流通的扩大与增长过程。一方面，通商贸易使许多城镇在参与经济区域内的各种交换活动中发展壮大起来，并成为区域的经济中心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城镇不仅是商贸经济的中心，一些城镇的金融服务业还得到一定发展，近代工业也开始起步。另一方面，通商贸易使四川的传统经济结构受到商业力量的冲击。洋货下乡，造成“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走向分解：农产出口，带来农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新兴经营形式的出现，农村商品经济得到一定发展。 第三章：主要对重庆开埠后社会组织的演变作出分析。重庆开埠使得一些原先彼此隔离和排斥的商贸社会组织为适应新型商贸经济发展开始整合与联合，各商帮行会聚合成商会，各移民会馆结成联盟，并在组织结构与功能上不断更新；部分因开埠失去生计和市场的人们投向会党，四川同盟分会对哥老会的“改造”，为四川哥老会的活动和斗争赋予新的内容;开埠后社会环境的渐次开化，人们逐渐跳出狭小的个人圈子，成立保路同志会，从群体利益出发去争取川汉铁路权益。社会组织己较大程度突破血缘、地缘等为基础的传统封闭关系，开始取向于社会真正意义上的需要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具有明显的社会近代化特征。 第四章:主要对重庆开埠后出现的社会新兴阶层作出分析。新的社会力量的产生，“构成社会变化的基干”’。新式商人群体在思想意识、心理结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上出现了新的变化，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断增长”。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于开埠后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得益于新式学堂、留学日本和维新思想传播的催生和转化。知识结构得到拓展，价值观念发生转变，政治理想急剧升华，表现出相当的时政关怀。新式士绅对社会和政治的干预越来越多，逐渐成为对抗官府的一股重要势力。绅权的扩张，导致地方自治和立宪风潮的出现。在一些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州县，己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较为明显的农场经营，以种植经济作物满足市场需求，以雇工剥削赚取利润，以融投资金实施规模经营，租地农场主开始以一种新式富农的身份出现。 第五章:主要对重庆开埠后蜀学的振兴和观念意识的变化作出分析。蜀学的振兴即传统教育的近代转化和文化事业的新发展。开埠后教育与经济同步发展，近代学堂逐步取代传统书院，普遍开设新知课程，萌发新的精神，形成追求“时务”新学的风气。众多学子超身读经修身的束缚，求学新知识，接受新文化，积极要求社会变革。与此同时，社会文化出现新变化。随着近代报刊的创办、市场新书籍的流行、学堂新知识的扩散以及传教士的内地深入等，新型文化得到传播和发展。商业繁荣也带来了都市商业文化的发达。在近代教育和文化的启蒙下，人们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形成了忧患、重商、民权等一系列近代意识。 四川社会的近代变迁相对沿海和中部地区，封闭性强，受外界影响较小，起步较晚而缓慢。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