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冷战期间(1950-1991)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解读为研究对象,探讨两国在“冷战”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段内怎样言说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及这种言说背后隐藏的话语机制。这里,“冷战”主要为一种广义的时代背景及影响研究者解读的重要因素,但研究中又时时警惕过于夸大其作用而导致遮蔽其它因素,因为研究者的言说还受特定民族文化传统、个体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方面制约。研究国家选择美英,既由于它们是冷战资本主义阵营一方的代表国,也因为其研究构成了海外汉学界研究中国“十七年文学”的主体。本文将冷战期间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解读分为三个时段：1950-1960年代,1970年代,1980-1990年代初；具体研究则围绕“谁在看”、“看什么”、“怎么看”、“为什么这样看”的问题展开,既努力在共时层面上揭示出美英学界如何言说中国“十七年文学”的根本问题,同时还历时性地勾勒出其言说发展的清晰过程。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分阶段探讨冷战期间美英两国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论者的身份问题。两国言说者主要由西方本土研究者与华裔研究者两部分力量组成。他们的言说,由于所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相同而呈现某些相似特征；同时也由于族裔身份、成长背景等方面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正是这种差异使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言说显出了多样性的特点。而不同历史阶段西方本土与华裔研究者所形成的不同身份认同模式,促使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解读呈现出了阶段性变化的特征。第二章以冷战期间美英两国那些收录了中国“十七年文学”的重要选本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阶段哪些“十七年文学”作品进入了美英研究者的视野、这些选本的特点、及支配选者编选的价值理念。以选本为研究对象,是考虑到选本也是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选家的“选”与“不选”本身即是对作品的读解与价值判断。1950-1960年代,美英学界收录中国“十七年文学”的选本及这些选本中的“十七年文学”作品数量均不多,但它们却体现了不同的倾向：部分编选者受“冷战思维”制约,所选作品多为与新中国文学规范不符的“异端”作品；一些西方本土研究者表现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爱与好奇；但也有学者更关注作品的审美特性。1970年代,两国与“十七年文学”相关的选本数量有了较大增长,且其中所选作品多为“十七年文学”中更为“正统”的作品。选者对“十七年文学”的整体评价有所提高；也还有部分学者对“十七年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关系更感兴趣,以此出发选择作品。1980-1990年代初,两国收录了“十七年文学”的选本数目虽不多,但“十七年文学”在其中所占比重较之前两时期却有所增长。尽管多数学者从“十七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角度选择、言说作品,但其立场更为客观,促进了“十七年文学”在海外的传播。第三章考察了冷战期间美英研究者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翻译问题,研究不同时期两国翻译活动的发展趋势、整体特征,及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翻译也是一种阐释,是译者基于自身对原作的理解,将其从源语言转化为目的语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译者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乃至整体的时代特征。1950-1960年代的翻译有意渲染、夸大了原作的政治批判性,未能忠实地传达原文的内容、情感；1970年代的翻译整体水平有所提高,译者大多能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情感意蕴,部分西方本土译者表现出了对原文谚语、历史典故的喜好,注重传达原文的“异国情调”；1980-1990年代初的译者人数大幅增加,由于译者间翻译意图、审美倾向,特别是学识的差异,这一时期的翻译质量参差不齐,呈现出驳杂状态。最后一章研究了冷战期间美英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批评文章与论著。它们主要集中于“十七年”间的文学思潮与批判运动、毛泽东文艺、现代重要作家转型,以及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几层面。本章分别介绍不同阶段美英研究者对这些层面的言说,分析其各个阶段的基本立场、言说重点、研究方法,以及不同时期言说发生变化的原因,并总结其一般趋势,以期更完整、清晰地揭示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