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杰出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是研究现代性和后现代问题最著名的学者之一。鲍曼不构筑体系的隐喻书写反映出他不仅仅满足于思想的深度，而且需要一种睿智的思想呈现方式。鲍曼采取隐喻这一细腻而强大的书写方式，其社会学文本总是呈现散文式的风格，这也体现出他不变的承诺——“人性化”。从理论层面上说，作为与吉登斯、贝克齐名的社会学者，鲍曼从大屠杀、知识分子等视角来研究现代性及后现代问题，观点鲜明且直达问题本身，并逐步确立起其与众不同的解读世界的话语风格。从现实意义上讲，对鲍曼进行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代西方世界的实际问题和境况；另一方面对于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参照意义。近年来，国内的美学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社会学家的理论文本相继进入研究视野。国内翻译出版了鲍曼绝大部分的研究著作,但对其的研究主要限定在社会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领域内，且大多数都集中于阐述其现代性和后现代思想等方面，较少考察其社会学文本的独特书写风格。在对鲍曼的写作方式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发现其社会学著作呈现出丰富的美学意味。因此，本文将美学研究作为考察鲍曼社会学著作一个重要维度，尝试从社会学文本中寻获隐匿在书写背后的深刻思想。本文将鲍曼的社会学文本纳入研究范围，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为研究视野，将其文本中的隐喻书写作为研究落脚点，认为鲍曼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其卓越的社会学洞察力和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上，更体现在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文学书写的实践上。鲍曼的主要思想集中在对西方社会现代性及后现代的反思主题上，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问题持续关注，他用“立法者”和“阐释者”来对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进行隐喻式的定位。现代性启蒙带来了知识分子对自我身份的觉醒，知识分子在与“现代性”的相遇中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传统的削弱、文明的冲突、观念的碰撞、文化的排挤、旧有范式失效等诸多方面遭遇挑战。这些都是鲍曼通过隐喻书写来表征出的知识分子身上呈现的“现代性体验”。透过对鲍曼隐喻书写的研究，并非得到固化的观点或结论，而是沿着其书写行为背后所隐匿的思考作出一种尝试、一种回应。找到现成的解决方法固然迫切，但鲍曼提倡尝试用社会学的方式去思考并寻获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更为重要，因为只有在这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下，才可能看得更远、思得更深。本文主要从四个章节进行论述，由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身份转型和认同危机等剧变现象，提出研究鲍曼文本中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并由对此问题的思考延伸出鲍曼写作所隐含的作为知识分子的策略选择。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考察鲍曼书写策略的应用——隐喻的书写，这一书写策略与鲍曼思想中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的观点具有内在的联系性。鲍曼用隐喻的方式为所谈论的问题释放出无限的可能性空间，为社会学谈论的议题提出多种方向性。由此可知，鲍曼在面对现代性和后现代状况时，选择用后现代的言说策略来坚守现代性的承诺，这也为知识分子自身理解当前遭遇的困境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