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是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舞台上的最活跃的启蒙思想家和政论家，他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对于梁启超及其思想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而，对于梁启超外交思想的研究，却只有零星的成果散见于各传记、著作之中，没有形成系统性成果。这不能不说是梁启超研究中的一个遗憾。本文认为：外交思想是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对于把握梁启超思想经历及全貌有重要意义。同时，又考虑到梁启超一生与日本有着特殊关系，中日关系问题也是梁启超关注和不断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梁启超外交思想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梁启超外交思想中具有代表性的意义。因此，本文拟以外交思想为切入点，对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探究其对日外交思想发展、变化的特点，以期更全面、更深入地把握、研究梁启超的思想经历及全貌，填补梁启超研究的这块空白。甲午之败、马关之辱强烈地刺激着中国人的每一根神经。在总结中国失败的惨痛教训过程中，梁启超提出了师日、联日的外交思想。他认为，日本之所以由弱转强，就在于它成功地进行了变法，成功地学习了西方。所以，梁启超认为，中国要想摆脱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师法日本，变法图强。借途日本学习西方。不仅如此，中国人还要学习日本民族的豪侠之气，学习其发愤为雄、择善而从和尚武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国民素质，从而达到自下而上的改造国家的目的。鉴于清政府采取“联俄拒日”的外交政策，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联俄拒日”的结果只能是引狼入室，拒俄才是中国救亡之术，认为联日拒俄是中国图保自存之道。因此他幻想依靠日本的力量，帮助光绪帝复位，并结成中日联盟，共同抵御沙俄的威胁，从而使中国免遭帝国主义瓜分豆剖的危难。梁启超的这种思想有利用列强之间矛盾的可取因素，但就其性质来说，实际上也已经陷入了“以夷制夷”的覆辙，<WP=70>事实证明，梁启超的愿望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日俄战争后，英、法、俄、日四国在国际活动中，已经开始采取相互协调的一致策略。德、美两国害怕自己在瓜分中国的斗争中被摒弃在外，于是向清政府频示“友谊”，而这时的清政府正幻想借用外国力量对抗日本和沙俄霸占中国东北的图谋，所以，中国上自政府，下自国民，联美、德以抵抗英、俄、日、法的侵略的呼声甚嚣尘上。在全国上下一片联美、联德声中，梁启超站在世界的角度，对中国的形势进行了分析，指出：弱国外交应以保持均势为原则，在帝国主义国家对待中国如“鄙夫求富”，急不可待的情况下，联合政策，无异于“抱薪救火”。社会上流行的中美、中德同盟“皆亡国之言”，他通过对中国以往联盟外交政策的分析，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弱国要想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夹缝中求生存，在外交上就必须对列强不偏不倚，严守中立，以保持国际格局的均势，此外别无他途。因此，梁启超为中国提出了“名誉孤立”的外交方针，就是对各帝国主义国家不结盟、不偏重。这一外交思想的提出，也反映了梁启超对帝国主义侵华本质有了更全面、更清晰认识，是梁启超外交思想的一次重要提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想利用欧洲列强忙于战场厮杀无暇东顾之机，建立在中国的支配地位。1914年8月，日本对德宣战，侵入中国领土山东半岛，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此后，日本又抛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条件。在民族危难、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梁启超拍案而起，向政府提出政治质问案，谴责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侵略实质是谋蹙中国于死地，警告外交当局慎思，切勿做祖国的罪人，指出了“二十一条”背后存在的巨大隐患，表现出爱国主义情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曾经以在野名流的身份坚决主张中国加入英、法、俄、日、美协约国战团，参加对德战争，以便使中国成为战胜国的一员，提高国际地位，在战后国际会议上为中国争回失去的利权，摆脱列强的羁绊，为中华民国国际上开一新纪元。梁启超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在外交上宜采取联日疏美的策略。即对美国在<WP=71>外交上以不失去为度，不要紧随，对日本则要采取“联络”的方针，联日的真正目的在于防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巴黎和会上，针对于战胜各国不顾中国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感情，把原先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梁启超又积极活动，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奔走呐喊。他强调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是没有根据的， 指出了段祺瑞政府勾结日本，出卖主权的行径是“加绳自缚”，建议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和约，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为中国在外交上占据主动地位创造了条件，也为华盛顿会议解决山东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态势。对梁启超对日外交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尚属初创，通过对梁启超对日外交思想进行耙梳，得出如下结论：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成熟的过程，具有“流质善变”、爱国主义和服务于内政等显著特点。从梁启超登上政治舞台，到其晚年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其外交思想就经历了清代末期师日、联日、到“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