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卫生总费用支出增速连年超过GDP增速,个人卫生总支出占比总费用已超警戒线,“看病贵”成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新医改在2009年颁布,力推被誉为“控制医疗费用最有效”的支付制度——总额预付制。上海地区已于2002年开始探索、实践这一制度,积累逾十余年经验。本文以上海市公立医院为研究主体,将其在按服务项目付费和总额预付制下的行为模式影响因素作为研究内容,主要采用文献综述、搭建理论模型的定量分析、案例数据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不同支付制度下公立医院的行为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在按服务项目付费阶段,采用理性经济人假设,构建公立医院与患者就医博弈的模型,得出公立医院采取合理或过度医疗行为与患者的经济水平相关;构建公立医院与医疗机构监管博弈模型,得出公立医院合理医疗的概率与监管成本负相关,与社会负面损失成本、受到处罚正相关的量化公式。总额预付制阶段,采用理性经济人假设,得到结论:公立医院采取合理或过度医疗行为与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相关;公立医院合理医疗的概率也与按服务项目付费阶段的三个要素相关;此外添加了公立医院与医疗机构的预算博弈,得到公立医院需通过内部制度改善,实现结余,才能达到与医疗机构争取预算的纳什均衡。案例分析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入手,得到总额预付制实施后医院的医疗行为改善,医疗费用控制、费用结构均得到优化的结论。通过分析模型公式与案例数据发现,总额预付制对于上海市公立医院的医保支出确实起到控制作用,同时通过预算协商模式倒逼医院改革,然而总额预付制下患者自费费用上升、公立医院主导患者就医的问题也亟待探讨。最后提出建议:公立医院可探索多元支付方式、构建医疗联合体解决总额预付制的制度缺陷;医疗机构需提升监管效率,纠察公立医院的违规行为;患者可借助互联网缓解信息不对称的困境。通过对公立医院、医疗机构、患者提出相关建议,期待总额预付制能更加行之有效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