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是我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市务工的劳动者，或者从农村迁徙或流动到城市中暂住城市以谋求比农村更好发展机会的打工人员。、但“农民工”作为一个颇具“困境的阶层”，在中国却是近20年来被意识性、称谓性地不断强化、固化和建构的产物。这一建构过程，能够从我国城乡人口流动的相关政策演变中得到求证。在农民工流入城市的过程中，由于所持有的传统农民观念，与现代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发生了冲突，导致了思想与行为上的困境。表现为：恋土与离土并存的矛盾心理、期盼性与事实性的相互矛盾、开放与封闭并存的思想困境和自为与自觉行为的并存交替等，并具有共同性、交替性、内隐性和复杂性等特征。这种困境直接或间接影响和制约我国城市的和谐发展。建构社会主义和谐城市并解决这些困境，除了依靠显性层面的行政与法律性手段外，还必须从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角度，重构思想政治教育在解决人的思想与行为困境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即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价值实践和功能拓展。这也是本文的基本研究框架。当前，我国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不明确，教育资源与管理亟待整合，教育主体与内容定位不清，教育方法途径尚待探索，教育评估与教育机制基本缺失。通过与美国、韩国、日本和印度的比较借鉴分析，我国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坚持制度改良，优化教育环境，明确定位，注重各方力量的积极参与。为此，文章按照分析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在消解农民工现实困境，使之加速城市适融进程，促进社会和谐的研究逻辑理路，着力于从“刚性”和“柔性”两重视角，来探索了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优化与机制构建问题。即：以刚性的政策法律变革等视为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过程；以柔性的以人为本、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来研究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原则、内容、方法和评估视为机制建构的过程。本文依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从制度性、效应性和群体性三个维度分析了农民工困境的主要原因，以实证、比较两种研究思维探讨了转型时期我国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尤其是本学科在解决社会民众重大思想与行为现实困境领域的实践体系。同时，在理论界关于“解决‘三农’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问题”这一普遍共识下，以“柔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视角为解释框架，将农民工现实困境问题的解决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城市相结合，摆脱以往重显性外在行政法律措施，轻隐性内在思想教育的研究缺陷，扩充了当前农民工问题研究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