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全球老龄化的背景下,我国于1999年步入了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不仅如此,中国在“婴儿潮”时代(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口将在2025年左右进入老龄阶段,届时将出现我国第一个重度老龄化的高潮。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对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影响最为深刻,意味着我国将无法继续利用充足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从就业结构、分配领域和消费结构等方面冲击着我国的产业结构。因此我国的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产业结构不仅要在三次产业间实现升级,还要通过技术研究、人力资本积累等方式实现各产业内部的优化。本文采用文献索引、数据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分析,总结我国人口老龄化时代面临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文章主要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和背景。首先介绍了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我国产业结构现状,进一步地对老龄化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概括。其次对老龄化相关的概念和常用指标进行了界定,同时简要介绍了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介绍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背景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本部分由两个部分组成,首先介绍了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背景和现状,其次重点介绍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呈现的新特征。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域差异和城乡差异两个角度比较与发达国家的不同之处。此外,文中进一步地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从理论层面上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在目前的研究中,有文献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分析年龄结构对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通常会引起储蓄率、消费结构、劳动力供给和抚养系数的变动,相应地将影响投资市场、产业结构、劳动力的供给能力和社会的生产效率。文中进一步对经典理论中涉及到人口与产业结构的重要理论进行了总结。“配第—克拉克定理”是早期揭示产业结构与人口之间关系的经济理论之一。从配第—克拉克理论中,可以得出结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过程受到各产业人均收入的影响。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刘易斯认为劳动力在两部门之间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当经济从二元走向一体化的一元时,劳动力供给也将进入一体化的时代,此时就出现了“刘易斯拐点”。人口老龄化时代,劳动力的供给就出现了不足的情形,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银发人口”加快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此外,其他关于人口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经济理论文中也做了简要梳理。第四部分是具体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面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我国生育率明显下降,因而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前到来,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冲击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各个领域。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对就业结构造成影响。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由老龄化所引起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曾向发展中的中国提供了两个方面的福利,一是在此期间人口抚养比呈现下降的趋势。二是充足的、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为长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持久的“人口红利”。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除了在上述的社会抚养比和人口红利两个方面对就业结构产生影响,同时也影响了我国的城乡就业结构。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分配领域产生影响。通过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情形与发达国家相比,得出我国“未富先老”的结论。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着社会总储蓄率和人口总负担系数等指标。在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社会财富必定要通过加重税收、增加公共福利支出的方式,将资源配置向养老保障、医疗服务等领域倾斜。此外,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体现,一是人口结构的转变通过“储蓄率”这一中间变量对消费产生影响,二是老龄人口将产生新的消费需求进而引导相关产业的出现。第五部分提出了我国人口老龄化条件下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我国产业升级的节奏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显得过于缓慢。人口老龄化对于产业结构的要求,不仅体现在三次产业的升级而且体现在各产业内部的优化,即完成由“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向“高产出、高效率、低消耗”的转变。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推动“银发产业”的发展、加快第三产业由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重视人力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