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功能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重要内容。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党的十七大报告的重要内容，它是针对我国空间结构失衡的现状提出来的。主体功能区的主体功能各异，因此不同类型的四大主体功能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容也有所区别，经济增长方式又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和关键，这就必然使四类主体功能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制约因素和途径的各不相同。研究主体功能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仅有利于落实“十一五”规划和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有关部署，更能够从区域中观层面切入，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找到一个新的视角。我国自“九五”计划开始推进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取得重大进展，但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至今仍未取得根本性转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侧重于促进物质财富生产的宏观层面的经济政策和微观层面的技术导向的内容，而比较忽视区域中观层面的空间差异性带来的空间结构失衡和物质财富迅速积累与生态财富不断流失的失衡。针对这两大失衡，本文在批判吸收传统的“粗放型——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了以区域的空间差异性为基础，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协调发展为主线，以物质财富和生态财富的协同增长为最终目标的新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新理论分析框架对主体功能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制约因素、实现途径以及制度安排等内容进行了研究。　　首先，论文对主体功能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范畴进行了界定、对相关文献和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述评。论文以“十一五”规划纲要和党的十七大报告为依据，定义了主体功能区的科学内涵。在回顾传统的“粗放型——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主体功能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主线——“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协调发展”，并对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概念进行了阐释。在文献梳理和相关理论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研究的逻辑框架。　　其次，论文在梳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演进脉络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践进行了反思，认为，“九五”计划以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提出了从区域中观层面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新视角。论文结合主体功能区的理论探索成果，提出了以可持续发展的财富观和资本观为出发点的“物质财富的单一增长——物质财富与生态财富的协同增长”的新理论分析框架。新框架以区域的空间差异性为基础，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协调发展为主线，以物质财富和生态财富的协同增长为最终目标;力图突出区域差异性，完善财富内涵，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研究经济主体功能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提出新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还初步构建了主体功能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体系。　　第三、论文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构建了“一体两翼”的理论假说，对优化开发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行了研究。“一体”即为优化开发区自然资本的价格纠偏，“两翼”之一为优化开发区向其他区域的产业转移，“两翼”之二为重视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以提高优化开发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论文对优化开发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进行梳理，发现优化开发区“依靠大量占用土地、大量消耗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模式”的惯性较大，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优化开发区利用市场自生性扭曲和政策引致性扭曲来压低自然资本价格。论文根据1997-2005年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了验证，发现价格扭曲将会使优化开发区过度依赖自然资本，进而对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要素产生“挤出效应”。为此，论文认为，促进优化开发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其枢纽在于自然资本价格纠偏，其着力点在于向区外转移部分衰退产业、并更多的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来实现经济增长。　　第四、论文构建了物质资本形成能力、产业内生能力人口集聚能力三力合一的闭合型正反馈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重点开发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行了研究。论文研究了我国物质资本形成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发现物质资本形成能力不足是重点开发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特征。而物质资本形成能力又内生产业集聚能力和人口集聚能力。为此，论文研究了三力合一的闭合型正反馈系统的内部运行机制，提出了通过提高物质资本形成能力促进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使其“逐步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重要载体”。论文还研究了三力合一的闭合型正反馈系统的外部运行环境，提出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创业环境对物质资本形成能力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产业集群是物质资本内生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并利用公共经济学理论和集聚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别对基础设施、投资创业环境和产业集群对重点开发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　　第五、论文研究了限制开发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并阐述了其制约因素和转变途径。论文认为，限制开发区要“逐步成为全国或区域性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其主要制约因素在于自然资本投资不足。论文探讨了限制开发区自然资本投资不足的原因，认为自然资本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以及价值形成与价值实现具有空间分异性，这两种特性使自然资本的投资主体与供给主体发生偏差，而这种偏差就是自然资本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是限制开发区自然资本的主要投资主体，限制开发区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市、县级政府）是自然资本的主要供给主体。为此，论文认为限制开发区自然资本投资不足须从政府和市场两个层面来解决，一方面需要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等投资主体加大投资力度，另一方面也需要完善征税、收费和产权交易等生态补偿制度。　　第六、论文研究了禁止开发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阐述了其限制因素和转变途径。论文构建了禁止开发区的价值体系，认为，存在价值是禁止开发区的基础价值，存在价值衍生了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其他价值。禁止开发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在于在存在价值和其他三类衍生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促进物质财富与生态财富的协同增长。论文研究了禁止开发区的空间分布，发现禁止开发区的五类区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和国家地质公园）和国家级贫困县高度重叠，因此禁止开发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须解决兼顾保护与发展的问题。保护是保证禁制开发区的自然资本不低于某个阈值，否则禁止开发区就会发生不可逆转的损失;发展就是要提高禁制开发区，尤其是和国家级贫困县与省级贫困县重叠的禁制开发区内的居民的生活水平，这就需要增加禁止开发区的物质资本形成能力。为此，论文从产权重构与空间优化两个方面探讨了禁制开发区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协同增长机制。　　第七、论文把生态文明理念作为主体功能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的核心理念，并从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两个方面对主体功能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体系进行了探索。论文提出了生态文明指导下推进主体功能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法律制度、主体功能区划与规划、区域政策等正式制度安排和生态文明伦理观与两类财富观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完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