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老百姓的生活水准节节攀升,但离发达国家人均GDP一万美元的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从2014年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以后,GDP增速不断下降,在临近十八大的两个翻翻目标之际,我们格外关心居民收入的增长。从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大量政府债务,根据财政部审计结果,我国政府债务年均增长率为29.5%,GDP年均增长率才9%,这不禁让学者想探究,经济生活领域中这么重要的活动(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是促进了居民收入的增长还是抑制了居民收入的增长?本文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总结出城投债对居民收入的两条作用机制:城投债拉动私人投资从而提高居民收入;城投债推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从而提高居民收入。对于作用机制一:地级市城投债拉动私人投资从而提高居民收入。城投债拉动私人投资是一个综合效应:资金端的“挤出效应”叠加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生产性资本带来的“挤入效应”。城投债投向的领域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如环保、医疗设施、科技研发,它自身的发展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和生产要素的发展,增加新的、有利的投资机会,从而促进私人投资,带来很强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成,利率传导机制没有那么畅通,加之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资金端的“挤出效应”不见得那么大。对于作用机制二:地级市城投债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提高居民收入。这主要是由于城投债通过投资于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形成生产性的公共资本,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投资环境,降低私人企业的运营成本,扩大企业的盈利空间,从而提高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增加居民收入,另一方面,政府投资在基础产业,如电力、水供应、交通设施和仓储邮电业、水利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等,不单单可以为社会生产提供必要的资料,还可以保障私人生产的顺利推进,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居民收入稳定提高。为此验证以上机制,本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利用10-16年全国29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上面两条路径都是成立的,城投债确实促进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两条建议,第一,为了防止资金端对私人贷款的挤兑,一方面要建立公正公平的贷款审查体系,另一方面要投入大量人财物去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放贷经理,切实履行好针对中小企业企业的各项政策。第二,要规范城投债的投向,尽量选择正外部效应大的项目,逐步放开行业准入门槛,更加大胆的尝试BOT、PPP等运作模式,争取创造城投债一块钱带动私人资本多块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