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权力与地区规范的关系是地区主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分野,我们可以建立三种理论假设模式,即现实主义的霸权提供模式、自由主义的制度选择模式和建构主义的文化建构模式。现实主义的霸权提供模式揭示了地区规范生成的权力背景,指出正是霸权国家的权力提供了作为公共产品的地区规范,以实现其霸权护持的根本目的。自由主义的制度选择模式认为制度是出于国际关系现实发展的需求,并不必然与一个大国的权力相联系,其在霸权之后仍然能够独立发挥作用,以减少国家间合作的障碍。建构主义的文化建构模式认为,国家在社会性互动中形成的地区合作观念是地区规范建设的根本动力,观念的分配影响着国家的身份变化和利益构成。因此大国在地区规范的生成、发展、扩散、内化的过程中起着建构性的作用。大国的战略选择决定着地区规范的形式和发展。东亚地区规范还在孕育之中,受到了美、日、俄、中等大国战略选择的深刻影响。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东盟规范具有了独特地区特征,构成东亚地区规范建设的基础。但是美、日、俄对东盟战略带有现实主义的霸权选择和自由主义的制度选择特征。中国对东盟战略也经历了从怀疑敌视、对话合作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性发展。中国和东盟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建构体现在政治安全、经济贸易和社会文化三个领域。在政治安全领域,中国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妥善解决南海争端,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经济贸易领域,中国倡议并着手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金融危机后进行货币金融合作,还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中进行合作。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国和东盟不仅存在着广泛的社会网络和一定的文化共性,而且共同应对SARS等社会危机并进行了具体的功能领域合作。这三个领域的合作使中国逐渐改变了自己关于地区主义多边合作的认识,重新建构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从而形成了新的推动地区一体化的外交政策。中国对东盟地区规范具有文化建构模式特征的战略选择将为东亚地区主义开辟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