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价格歧视行为是传统价格歧视行为的演进,却又与传统价格歧视行为存在鲜明差别。算法价格歧视行为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新型垄断行为,具有数字经济发展的特性。算法价格歧视行为直接作用于终端消费者,其所波及的范围更广,对其竞争效果的分析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算法价格歧视行为暂时提升了资源分配效率,也为部分低支付意愿群体提供了实惠,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互联网竞争的逻辑显示,当企业通过低收益甚至亏本战略扫清竞争对手后,会加倍收回前期投入成本。数据是消费者个人属性的反馈,足够的数据将使消费者隐私暴露无遗,算法可以预测消费者偏好甚至可以影响消费者决策作出,其对消费者利益的剥夺甚至会超出消费者实际收益。算法价格歧视行为的成功有赖于消费者数据的收集,更离不开强大的算法分析,通过对经营者实施算法价格歧视行为的路径梳理,可以直观地发现规制该行为的介入节点。本文以算法价格歧视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在现行反垄断法框架下对其进行规制存在的困境,并通过考察世界主要反垄断辖区的监管创新寻求启示,在结合我国反垄断执法实践和执法需求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除去绪论和结论部分,本文将从以下四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是对算法价格歧视行为基础概念的解读及法律规制现状的分析。算法价格歧视行为与经济学概念中的一级价格歧视类似,是经营者对消费者剩余的完全剥夺。在反垄断法语境中,算法价格歧视行为将会对消费者利益及市场竞争秩序造成破坏。算法加持下的价格歧视行为更加隐蔽、更加动态也具有更强大的破坏力。算法价格歧视行为的实现是从数据收集到数据分析的紧密配合,对其实现路径的详细分析有助于更好地实现算法价格歧视行为的规制。该部分分别从竞争影响、消费者权利损害和现实危害三方面对算法价格歧视行为规制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同时通过对现行立法中涉及算法价格歧视行为治理的相关法律进行要点分析,比较了反垄断规制路径的优势。第二部分则以我国现行反垄断法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思路展开,平台垄断行为的新特点使传统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及市场份额分析法面临失灵风险,而愈发重要的数据要素又缺乏合适的量化方法。算法价格歧视行为的认定标准过于固化,当交易对象变成消费者时,无论是相同交易条件的把握还是差别待遇的认定均存在困难。特别是合理性抗辩事由设定的不明确,为平台经营者留下了制度空档。对反垄断法规制算法价格歧视行为困境的深入剖析是对现有制度进行完善的坚实基础。第三部分则主要考察了在平台经济反垄断领域有所制度创新的欧盟、美国和日本的相关规定。欧盟对算法价格行为的规制以数据保护为着力点,美国则是从算法治理的视角出发。日本近些年针对超大平台的垄断问题也有所作为,其在监管方式上的创新值得借鉴。对经营者提出算法决策透明度义务的要求是实现算法监管与问责的重要前提,推动前置式监管方式落地可以有效缓解当前执法困难的局面。第四部分将在结合我国执法实践的基础上对如何完善反垄断法规制算法价格歧视行为进行探讨。一方面是对传统反垄断执法工具的完善,包括对相关市场界定方法的改进和对市场支配地位认定要素的重新考量。另一方面要以现行反垄断法条文为基础,建议取消对交易相对人自身条件相同的限制、以消费者利益影响作为核心判断标准并将经营必要抗辩及效率抗辩固定为合理性抗辩事由。同时通过强化前置式反垄断监管措施、利用垄断行为动态监管技术和加强专业化监管队伍的建设来健全算法价格歧视的监管体系。最后还要搭建起平台经营者和算法开发者双重问责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