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何是西汉一代开国贤相,他拥护刘邦起义,在楚汉战争中振抚巴、蜀、关中,保证战争人员和物资供应。同时,萧何眼光独到,为汉朝寻找到了一位战无不胜的大将韩信。他虽然没有亲临前线,但他的功劳仍然位冠群臣。汉朝建立之后,萧何仍然兢兢业业,更立社稷,制定律令,使战乱中的国家逐步走向正轨。萧何形象首先出现在《史记》中,随着《史记》的不断传播和接受,萧何形象的接受类型也日渐丰富和立体。本文以历代文学作品为载体,通过对诗歌、戏剧、变文、话本、小说等文学题材中萧何形象阐释和接受类型进行分析,研究萧何形象的阐释和接受在不同朝代和不同文学样式中的特点。共分为三部分:第一章为第一部分,研究史籍中的萧何形象。《史记》中关于萧何形象的记载是后世文学作品中萧何形象阐释和接受的源头。《史记》用精炼的语言,刻画了功勋卓著、眼光独到的开国贤相萧何的形象。同时,司马迁又秉持着“实录”精神,不虚美不隐恶,如实记录了汉高祖对功臣萧何既信任倚重又疑心提防,突出了两人之间紧张微妙的关系,塑造了一个战战兢兢,明哲保身的萧何形象。《汉书》记载西汉初期的历史时,对《史记》多有承袭,是对《史记》的第一次深层次地接受。《汉书》对萧何的记载较《史记》更为详实,在《史记》的基础上丰富了萧何施行仁政的形象,拓展了“治世谋臣”的新的形象接受类型。第二章为第二部分,对历代作品中萧何形象阐释与接受状况进行总体概述,通过纵向分析与比较,概括出萧何形象在不同朝代中的接受特点和异同。唐代以前描写萧何形象的文学作品很少,只有4首诗歌提到了萧何事迹,这些诗歌基本上还是围绕史籍中的萧何形象进行阐释。汉朝时就出现了颂扬萧何制定律令的民歌。西晋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中较为全面地叙述了萧何的诸多功勋,塑造了一个功臣形象。继陆机之后做出突破的是隋朝李密,他慨叹于汉初功臣能够顺应时势,建功立业,在诗歌中塑造了一个乘势而为的萧何形象。唐代和宋代是萧何形象接受的高峰期,其间涌现出了大量描写萧何的作品。唐代作品中塑造的萧何形象类型增加至10类,并且对类型的阐释也更加丰富。唐代文人对萧何“一代贤臣”的形象接受程度最广,出现了接受主题,同时出现了“否定营建未央宫”“功不如四皓”等反面形象。宋代文学注重议论,在萧何形象的阐释和接受中,萧何与韩信的关系成为关注的重点,形成了“举荐贤才”与“刻薄寡恩”并存的形象。元明清时期,对萧何形象的描写有所减少。在元明清文学中,萧何的负面形象被刻画得更加具体。元代出现了“杀戮功臣”“懦弱屈从”两种新的负面形象类型,明代文学中出现了两条关于“刀笔吏”形象的记载,认为萧何出身刀笔吏,无法与儒生相媲美。值得注意的是,元代文人对萧何“转运粮饷”的形象接受程度非常广,形成了突出而鲜明的接受主题。第三、第四两章为第三部分,运用文体学研究方法,对诗歌、变文、戏剧、话本、小说等不同文学样式中的萧何形象进行研究。在诗歌这一题材中,萧何形象的最广泛的接受主题是“开国名相”,其次是“慧眼识人”。在诗歌中出现了正反两方面的萧何形象,但正面形象的接受程度要远超过负面形象。在变文中描写萧何形象的有唐代变文一部:《捉季布传文一卷》。戏曲四部:《追韩信》《千金记》《圯桥进履》《赚蒯通》等。变文和戏剧由于文体特点的限制,塑造出的萧何形象较为单一,或者举荐贤才,或者匡扶汉室,或者杀戮功臣,一部作品塑造的形象只专注于一个方面,人物形象不够饱满。而《西汉演义》中塑造了一个既功勋卓著,举贤任能,但同时又薄情寡恩,杀戮功臣的萧何形象,将正反两方面形象融为一体,充满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