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朝鲜王朝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机之中,它不仅仅面临着来自日本与后金的军事上的威胁,还受到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与国家经济状况不稳定等各种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严重的阻碍着朝鲜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关系危急存亡的情况下,朝鲜的有识之士以独有的方式为延续朝鲜王朝的统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光海君时期提出了所谓“废母论”,李敬与虽然以婚脈的方式和李尔瞻、仁城君等北人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但他却时常针砭时弊,并与落乡或流配之人交流并建立联系。在“仁显王后诅咒事件”中商议对张禧嫔的处罚时,李观命为了保护世子的安全,上疏请示救活张禧嫔。西人、南人联合武官势力发动“仁祖反正”后,北人逐渐从政界淡出,但与此同时,因批判光海君昏政,被迫离开朝廷的李晬光、任叔英等北人又重新被登用。“老论”与“少论”虽然在众多事件和政策路线上时常有不同的观点,但在对有着百年传统的文庙从祀的态度上却保持一致,并于1682年终于实现了李珥与成浑的文庙从祀。后虽未立即施行,但李健命为“良役变通”所提出的“减疋论”与“结役转用策”等政策,为英祖时期的均役法打下了基础。从李敬与时代开始,诸多重臣主张一律革除掠夺共有地的内需司和占有广泛屯田的宫家和衙门,但他们的主张一直没有被接受,而对此的争论一直延伸到李敏叙一代。肃宗时期也提出此问题,李观命主张需要对因“折受”获得利益的官庭或宫家进行改革,保障利用自然资源生活的百姓的利益。1716年,肃宗决定取消向百姓征收渔盐税的政策,这是宣祖以来近百年的努力的结果。因此,尽管在朝鲜后期,社会遇到了诸多问题,但在这些问题面前,朝鲜社会并没有走向崩溃与解体,而是通过两班阶层不断的思考与坚持不懈的改革逐渐趋于稳定。通过研究分析两班阶层对社会问题的对应方法,笔者认为朝鲜社会能够实现恢复和发展的理由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两班阶层具有既是官员,又是学者的身份双重性,不仅是婚脈、学脉方面,在对世界、社会与百姓的价值、信念、思考、认识方面,也会对政策的决定产生重要影响。第二,即使是不同政派之间,对于朝鲜的根本问题上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共识,这种态度使双方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开展合作成为可能。第三,即使政策结果未明,他们也不断地绘制着谋求百姓福祉的蓝图,并为了推行这一目的,即使遇到阻碍也没有停止上疏进言,他们对于时代和百姓的思考代代相传,直到这种思想被统治者接受并产生积极的变化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