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条文总是带着制定时期的时代烙印。随着社会经济的腾飞，政治变革的深入，制定时的特定条件发生了改变，此时，法律与现实情况难免产生冲突，因而需要及时的修正或者作出合理的解释以适应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我国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1997年首次规定的将其纳入贪污贿赂罪一章的。随着贪腐现象的日益猖獗，反腐工作的深入开展，该罪的相关规定在适用中显现出许多缺陷，特别是法定刑较其他贪污、贿赂罪过轻，无法适应现实中遏制贪腐歪风、打击犯罪的迫切需求，因此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提高了该罪的法定刑。根据我国刑法的原有规定，犯此类罪应当被判处最高五年有期徒刑，而该修正案中明确规定了该罪的最高刑期为十年有期徒刑。尽管修正案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法定刑，但是这样的方式并没有改变该罪在贪污贿赂罪一章中法定刑偏低，量刑幅度简单的问题。由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刑罚体系化，也无法解决该罪在适用中的困境，本文探讨本罪适用困境的具体表现以及造成此现象的深层原因，并大胆探析对策以谋求解决适用困境之道。本文约三万五千字，除引言部分，主体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该罪的适用困境主要表现在：一是该罪司法程序启动具有附随性，该罪司法程序的启动一般伴随其他贪污贿赂犯罪侦办过程中无法确定巨额财产来源时方可启动侦查，缺乏普适性和独立性。二是实践中对于犯罪主体认定困难，缺乏统一标准造成承办具体案件的司法人员对主体范围认定不同，这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原则，损害了刑法的权威性和确定性。三是本罪的共犯和自首认定也存在着困难，本罪特殊的犯罪构成，使得共犯和自首的认定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第二部分，造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适用困境的原因：一是法理原因，包括该罪设置的价值选择冲突，即公正与效益价值选择的冲突；关于本罪犯罪类型之争，集中在于持有型犯罪和不作为犯罪的分歧；对于“不能说明”的性质认定困难，即其是否为犯罪构成要件的争议。二是制度原因，缺乏完善的前置性制度——财产申报制度，没有完善的前置性制度，就使得该罪作为不作为犯罪缺乏必要的逻辑构成要件；且没有有效的监管来保障财产申报制度的落实。三是立法原因，法律规范的设计存在缺陷，表现为罪状描述存在歧义，主体范围界定不明，财产范围简单模糊；入刑门槛过高破坏刑法体系的合理性；刑罚设置的不合理，包括法定刑较低，量刑幅度粗糙简单缺少档次。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该罪在适用中存在着很多问题而饱受诟病，甚至一度出现废除该罪名的呼声。第三部分，解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适用困境的对策：首先，建立完善的财产申报制度，具体而言，通过明确财产申报制度的法律地位，构建体系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对申报工作实施有效监管的具体措施来实现。其次，完善刑法的相关规定，包括降低入刑门槛，保证刑法体系的合理性，提高该罪的法定刑，增设量刑幅度，明确办案标准（包括主体范围与财产范围）指导司法实践。通过前期制度构建，根源上弥补法理和制度缺陷，再通过完善现行法律，细化办案标准，使得该罪摆脱适用困难的尴尬处境，避免修改罪名甚至废除法律的极端手段，保障刑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