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债务压力与一个经济体的经济供给能力息息相关。研究经济增长,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经济供给能力是经济体长期经济产出能力的体现,取决于投入要素——资本存量(K)和人力资本存量(H)的增长速度,以及要素投入综合效率——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速度。本文从我国的宏观经济供给面的视角,根据索罗模型以及内生增长理论,测算了我国自1978年以来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以及近年来我国的资本投资回报率的变化趋势。通过分析我国“十三五”期间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推算在不同的GDP增速要求下,我国应当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数量。同时,在对房地产、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较大的三大领域的分析基础上,预测“十三五”期间我国为了达到相应的GDP增速目标,政府及公共事业单位需要增加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数量以及可能承受的政府债务压力情况。其中,政府债务的口径主要包括显性直接债务和显性或有债务两类,政府债务压力以政府债务规模和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两个指标进行判断。从国际经验上看,以日本为例,1990年以来,长期极低的总和生育率对日本的人力资本增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僵尸企业”问题、企业和政府债务率过高带来了长期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困境,1990年代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低于1980年代,严重影响了日本的经济供给能力,日本经历了长期的GDP规模增长乏力。近年来,因政府债务问题备受关注的“欧洲五国(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同样也面临着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的困境,在社会福利负担沉重和税收增长乏力的双重夹击下,政府债务危机爆发。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1984年的农村承包经营制建立、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目标确立、2001年加入WTO等重大制度红利与我国强劲的人口红利相互叠加,全要素生产率在2007年以前平均增长水平较高,我国经历了三十年的超高速增长繁荣。然而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逐渐显现。我国总和生育率偏低,人口红利消退,2012年开始我国15-59岁人口的数量首次出现了绝对下降,2015年农民工数量首次接近0增长,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加上土地、环境等综合成本的迅速飙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趋于下降,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下降,私人投资意愿大幅下降,经济增长潜力面临大幅下滑趋势。在“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指引下,为了保证GDP增长7%-8%,我国各级政府通过提升资本存量K的增速,即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加剧了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多行业的产能过剩、政府债务规模上升过快等一系列结构性和长期性问题。2008年底到2010年的经济刺激政策以及2013年以来的系列刺激政策,我国政府债务规模上升较快。李扬、渣打银行、项怀诚等推算的政府债务数据均高于审计署的审计结果。本文测算我国2014年底政府债务约为41.826万亿,其中中央政府债务为13.19万亿(国债+铁路总公司债务),地方政府债务为28.636万亿(城投债、基建信托、平台贷款、BT垫资等),略少于中国社科院李扬团队测算的30.28万亿。“十三五”期间,GDP潜在增长力下行和GDP增速目标偏高都将对我国政府债务压力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增速难以大幅改善,我国的经济增长仍过于倚重固定资产投资。重大科技革命的可能性很小,重大改革红利释放至少要等到“十三五”后期。二是投资回报率提升空间有限,对政府收入形成负面影响。从经济周期角度看,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库兹涅茨周期的下行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回报率难以出现较大起色,税收增长和土地财政收入的稳定性仍受到不利影响。三是多数城市的房地产和制造业不景气,受到投资回报率偏低、投资回报期限长的影响,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引入社会和私人投资者的难度将进一步增加。政府和公共事业单位将继续成为保GDP增长的主力军。四是“十三五”期间若设置过高的GDP增速目标,将带来过大的政府债务压力,不利于控制债务风险和提高增长的质量。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测算了“十三五”期间的财政收支和人力资本增长情况,假设了全要素生产率较快、中等和较慢三种可能的增长情况,预估在四种不同的GDP增速目标路径下,政府必须承担的基础设施投资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债务压力。根据本文的测算,当经济增速目标设定较高,比如6.5%-7%,全要素生产率偏低时,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量增长较快,政府债务压力过大；当经济增速目标设定较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时,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量相对降低,政府债务压力偏小,甚至可以在“十三五”后期小幅提高GDP增速目标,实现GDP增长的“先低后高”及其增长品质的提高。简言之,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是经济供给面中两个重要因素,决定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同时也是影响政府债务压力的最重要因素。未来五到十年,我国经济不应该设置过高的GDP增速目标,防止继续恶化经济供给能力,降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甚至引发政府债务的系统性风险爆发。相反,建议从优化经济供给面入手,着力解决政府“越位”和“缺位”问题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和高效率的创业和投资环境,着力降低社会综合运行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推动投资回报率提升,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实现集约型和包容型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