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本的宋词,不仅仅是音乐的附属品,更是历史社会和文化风俗中所产生的独立文学体式。词的创作主体多为文人士子,其成长经历、生命体验是多样化、多层面的,其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娱乐生活、精神信仰等方面的体验最终构成了具有集体共性的习尚,它包含了这一群体所独具的情感取向、文化特质、审美趋向。他们所书写的词作中,就有数量众多的篇章,对当时的文人习尚进行了透射与再现,通过这一途径所展现出的文人精神世界、生命形态,有血有肉,生动鲜明,富含研究价值。据此,本文以“宋词与文人生活习尚”为研究对象,试图以文化学和文学相参照的复合视角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第一章主要论述政治文化视野下的文人生活习尚与宋词创作的关系。第一节论述科举与宋词的关系。科举新形势极大地激发了天下书生的参与热情,亦直接促成了词苑中人的书生化、进士化这一新的人才格局。一方面,宋词成为士子们抒发与举业相关之活动和情感的极佳载体:负笈游学的艰辛与坚持,及第前的情绪纾解,及第后的游赏玩乐,对状元的崇拜,重读书胜于致富贵的信念,新进士子的新政治观念、婚恋态度等,都在宋词中有着生动真切地描绘和反映。另一方面,及第士子又以其创作实践引领着词坛时尚的发展方向:科场文体改革影响下,经学在考试内容中占据了主导,儒家思想文化极大影响了书生词人的词心、词貌与词风,更多的诗文艺术手法如议论、说理、铺排等被移用于词,更宽阔的情感世界、生活习尚、政治伦理走进词人的视野,这些都促使脱化于俗文学的词体逐渐由妩媚流丽趋于趋于雅正庄重。第二节论述礼乐对宋词的影响。赵宋王朝欲借礼乐治天下,儒学遂呈复兴之势。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生态中,儒家所尊崇的礼乐便成为赵宋王朝统治者推行集权政治的思想文化保障。严格意义上讲,见诸史册的大部分礼乐活动,皆为赵宋皇室的上层政治行为。但活动过程中,朝廷为主导、文人为主体的格局,使得文人士子们真切地感受到帝王的威仪和复兴礼乐的决心,使得他们特别是高层次的词人对于王朝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向心力;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带有政治目的的群体文化活动,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文化人格的养成,对词的内涵亦有着直接影响,如对明堂形制的探讨、对南郊大礼的记录、对观礼盛况的描写、观礼过程所激发的忠于君国的感情,诸如此类,相关词作皆有详备描写。与之相关的是朝廷对雅乐的重视。特别是宋徽宗时期,朝廷鼓励内外臣工习大晟新乐,制谱填词。受此感召,词曲形式出现新变——词调以婉转为宗、词风以精雅为美、歌唱和美协律;词作内容亦出现服务于社会现实和政治宣传的新取向。大晟乐直接影响了当时及宋代中后期词曲的风格样貌,加快了宋词格律规范化和内容雅正化的进程。第二章重点论述文人的游息习尚与宋词的关系。第一节论述文人游览习尚如游赏、题壁等与宋词的关系。宋代文人雅集游赏、拄杖游赏的活动十分风行,展现出了他们浓郁的人文情怀和正直的政治操守。当时题壁习俗亦蔚然兴起,其中题壁词文辞精雅超脱、内容丰赡、情义深厚,淋漓墨迹中饱含着文人深邃的情感,展现了文人游息生活的细节和旨趣,成为了新的人文与民俗景观。第二节论述文人交游习尚与宋词的关系。相比较其他社会阶层,文人的群体自觉意识分外明晰,对交际对象的选择更为严谨。他们的交际舞台生动地展现了其精神风貌和处世智慧:投献干谒、谀颂祝寿、寻觅知音,以长于言情之词来传达真切的心志与情谊;谈笑戏谑、俳谐游戏,借戏谑之言以消磨岁月、长歌当哭、讥邪讽恶,多角度地折射出他们内心的块垒和时代的积弊;歧路惜别、祖席离歌,折柳相赠,无尽情意也融化入词,令读者于千载之下,依然感同身受。第三节论述文人居家习尚与宋词。文人雅士休憩的庭园居室是他们安顿身心、颐养情志的重要场域。对园林和宅邸的精心营构透露出他们幽静清雅的审美意趣;听雨、种竹、莳花等闲居雅习亦充满闲适的诗意;插花、屏风、悬画等居室布置更尽显宋人在艺术上的独特品位。静谧的书斋里,青灯黄卷,文人们孜孜不倦、伏案苦读的身影犹在目前。这些场景历经千年,尚栩栩如生,与宋词忠实而细腻的记录密不可分。第三章论述信仰习尚与宋词的关系。第一节论述佛禅习尚与宋词的关系。佛禅陌生新奇的言语特色,不合逻辑的表达习惯,“不二”无差别与一切皆空幻的思维惯式,放生、饮茶、食素、焚香等行修习好,以己心体悟、于日用常行而求之的探求“佛性”的惯用方式,对观音、维摩诘等佛禅人物的信仰风尚等都极大地感染了浸润在儒学中的士大夫,当他们以禅学领悟来激发词学灵感时,林林总总的佛禅习语便自然流溢于笔墨之间,以佛禅入词之风亦由此而兴,这样一种清新之风给本是佐酒娱欢的词体带来更大的生存、成长空间。第二节论述道教信仰习尚与宋词的关系。主要着眼于:特殊人物信仰,如吕洞宾等;道教融入自然和弃名远利的价值导向;炼内丹、重长生、养生的行修习好,以及以上习尚在宋词中的生动记录和体现。词体之长短纵横的本色与道教的超脱气韵相契合,彰显出信仰习俗对词体表现力的深度扩容。第四章主要论述娱乐生活习尚与宋词的关系。第一节论述宴饮习尚与宋词的关系。崇文国策下的宴饮风尚对宋词的成就之功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朝廷对宴饮娱乐的提倡、鼓励及经济支持成为词体发展的后盾;酒肆及酒文化的兴盛是士人们宴饮纵乐、浅斟低唱的催化剂,为词体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推动,无数吟风弄月、赠别遥寄的言情词作由此产生。而宋词的流行,也推动了宴饮习尚更趋兴盛,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极富探讨的意趣。在宴席酒筵间,词体成为宾主交流情感的首选媒介,歌妓奉命唱词、索词等现象极为普遍,而席前歌妓们的婉丽柔歌亦铸就了宋词繁丽柔媚的特色,席间的酒、茶、乐器、曲子词亦满足了与宴饮者身体和心灵的颐养需求。第二节论述赏剧习尚对宋词的影响。宋代京都和地方戏剧艺术都呈勃兴繁盛之态,词人们也积极投身于戏剧的观赏、创作与评议活动中。因而当他们回归到词的书写领域时,戏剧元素便自然渗透于字里行间:戏剧各具异彩的演员角色、生动的演出情景、经典的故事、诙谐的优语,都丰富了词的创作素材;新颖的戏剧体式如演、唱、念、做、打、口号、致语等,皆启发了词在谋篇布局等方面的新变;戏剧嬉笑怒骂、寓讽于谐的精神开拓了词的精神境界。观剧风习拂过词坛,为其留下一片别具风貌的新境。第三节论述游园习尚与宋词的关系。游园活动向上可追溯到殷商时的帝王之游与东汉建安时期的西园雅集。至宋代,由于游园与宋代皇室崇文享乐的政治导向相合、与宋代文人追求闲适安逸的生命状态相符,并契合了他们养生保健之道,因此空前兴盛。无论是及第士子的游园还是士女日常游春,都被词体生动地记录下来,形成了词苑中春意盎然的一道风景线。第四节论述观潮习俗与宋词的关系。宋时观潮之风的盛行根源于政治、经济、娱乐活动的繁盛。宋词中的观潮书写是文人观潮习尚在词体中的具体表现,包括了月与潮的共生、弄潮人与潮的互动等精彩场景的描述,以及物、怪、仙、神故事等民俗学要素,从多角度描绘了文人眼中的钱塘潮和他们所欣赏到的民俗异象,具有别样的美感和气势,展现了一种新的词风。其中,又以对钱塘江潮的描写最具规模。两宋时期,钱塘成为国家水运贸易枢纽以及赏玩娱乐之都,钱塘江弄潮活动也就不仅仅是一种娱乐、体育活动,更是一种极富地域、民族特色与深厚历史渊源的文化现象,这一活动与吴越之人健举的体魄与锐兵任死的心性、坚久深牢的信仰崇拜和勇于征服挑战的历史传统精神都有着重要的关联。因此,弄潮活动被纳入词体,无疑为词体带来了更为生新健举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