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作为企业成长的主要动因,决定了企业的经营风险、盈利水平以及资本市场对其经营绩效和发展前景的评价。随着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基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投资不足现象和代理冲突问题产生的过度投资现象,整体上降低了公司的投资效率,成为阻碍企业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实现企业资本价值增值,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学者关注的焦点。股权激励制度最初起源于西方国家,它被认为是缓解代理冲突,降低代理成本的长期激励机制,是实现股东利益与管理者利益趋同的有效手段之一,其设计与实施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公司管理层行为。管理者的投资行为直接影响企业未来的发展以及成长,盈余管理是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低质量的会计信息提高了信息的不确定性程度,最终影响内部投资者以及外部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因此,关于我国股权激励制度的实施能否有效的缓解管理层非效率投资行为以及通过抑制管理层盈余管理的行为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践价值。目前,关于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的研究和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的研究较多,但未将股权激励、盈余管理和非效率投资放在统一框架下进行研究,尚未分析股权激励是否会通过影响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基于此,本文将股权激励、盈余管理与投资效率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将盈余管理作为中介变量,以期检验股权激励是否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以及盈余管理这一中介效果是否显著。本文以2008—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非效率投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作为因变量,将盈余管理分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作为中介变量,考察了股权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盈余管理这一中介效果传导机制是否显著。结果表明: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和投资不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股权激励整体上抑制了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缓解了公司投资不足的现象,但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不显著;股权激励与应计盈余管理存在负相关关系,即股权激励能够抑制管理层应计盈余管理动机,股权激励与真实盈余管理存在负相关关系即股权激励抑制了管理层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不管是应计盈余管理还是真实盈余管理都与非效率投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显著正相关,即企业管理层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企业发生非效率投资的可能性越大;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分别是股权激励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和投资不足的部分中介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