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加快侵华步伐。1933年,日军侵入热河,旋即占领全境,关东军的“内蒙工作”由此开展。何谓“内蒙工作”?其实质是由关东军密谋实施,在侵占内蒙古之际,打着协助蒙古民族“复兴”、“独立”的口号,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操纵成立伪政权,企图将当时的锡林郭勒盟、察哈尔八旗、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和归化城土默特部等盟、部、旗地区一并纳入日本统治势力之下,并对内蒙古地区实行全面控制的阴谋计划。1936年,德王依仗日本关东军的支持,在苏尼特右旗组建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同时宣布改元易帜,用成吉思汗纪年,表明脱离中国辖属,从此走上“独立自治”的道路。1936年5月12日,德王在化德组建蒙古军政府,后将其改名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在伪蒙古军的配合下,先后占领康保、商都、张家口、大同、归绥、包头等地。9月初,在日军操纵下,伪察南自治政府在张家口成立,其管辖地区包括旧口北道10县。后日军继续沿平绥线西犯,在大同成立伪晋北自治政府,管辖势力范围包括雁门关以北13县。1937年11月22日,蒙疆联合委员会在张家口成立,该委员会权力凌驾于蒙古、察南、晋北三个自治政府之上,由日本人金井章二担任该委员会最高顾问。1939年,日伪将三个伪政权合并,统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首府驻张家口,选举德王为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此即伪蒙疆政府建立的大致过程。日伪的势力渗入了当时蒙疆地区经济、政治、卫生、教育等方方面面。他们非常重视当地教育,因为教育是塑造认同的重要手段,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存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所以日伪在占领内蒙古之初就开始推行殖民教育,在教育方面处心积虑,做了大量工作。对于蒙疆地区教育的问题,前人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研究,但是有关伪蒙疆教科书问题的研究仍然是薄弱环节,教材本身的内容也还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教科书问题是关涉伪蒙疆政权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是关系到认同与想象的最直接的史料,是维系民族情感,民族文化的载体,对于树立民族意识、培养民族精神有重要意义,亦是政府进行思想教育的工具,是政权向人们宣示统治合法性的以及政权正统性的工具。在整个伪蒙疆政权统治下使用的教科书充满着解释与建构的过程。鉴于此,笔者试图从教科书本身具体的内容切入,考察伪蒙疆政权教育的实质,揭示日军在蒙疆地区是如何借助教科书来灌输殖民理念和塑造认同身份,讨论日伪政权在蒙疆地区重新改造少年儿童的精神意识,从而将蒙疆地区纳入以日本文化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的意图。本文第一章综合前人研究,对从蒙疆政权时期教育问题的历史背景进行概述,其中包括从蒙疆政权的建立、蒙疆地区教育概况、日伪侵占时期对蒙疆地区初等教育的重视、教科书的编纂以及教科书的价值等方面来讨论。第二章日伪为了论证其统治合法性,宣扬“王道政治”的理论。本章剖析了阐述了“王道政治”和“新民主义”的概念,伪蒙疆学校的教材内容中贯穿和浸透“王道政治”和“新民主义”思想,具体包括“王道政治”思想和“王道”民本主义的“爱民保民”思想。第三章通过分析教科书的课文内容,揭示日伪在蒙疆学生中塑造新的身份认同的企图。首先介绍了近代中国对日本的认知,包括中国近代教科书和媒体舆论对于日本的宣传。针对中国人有关日本这种认知,日伪在蒙疆地区用教科书对少年儿童进行“洗脑”。其中包括从加深对日本了解、美化自我形象,撇清战争罪,重新定义中日关系等方面来进行身份认同建构。第四章是结语。通过总结前两章的研究,认为日伪在蒙疆政权时期编纂使用的教科书是有组织有目的的“文化侵略”,是对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曲解,对蒙疆地区的民众尤其是青少年有一定的迷惑性,试图重塑蒙疆地区学生的身份认同,建构对日本的“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