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的中国波澜不断，从1924年的江浙大战到1926年的北伐战争再到1932年的淞沪战争，这些对内对外的战争与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反抗有着紧密的关联。战火频仍，确属国家多难之秋，但炮火硝烟同样见证了一个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反抗。同期，电影在上海获得迅速的发展和广泛的传播，并且很快成长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力量和社会实践。与当时的乱世风云对应的是，这一时期的上海银幕上涌现出一股战事影片的潮流。炮火声中，国制战事影片初步生成，但受到经济实力及政治时局等多方因素的制约，尤其是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可以依靠，国制战事片最终只能作为国制影业中的一段插曲存在。反倒是以好莱坞战事片为代表的国外战事片恰巧在此时大量输入上海，它们和国制战事影片一起将炮火连天、硝烟匝地的战地之景呈现在上海银幕上，成为政局变迁战火纷起的时代写照。　　饱受内乱外侮的中国民众，既通过制作自己的战事影片，直接传达对战争的态度和对民族国家的期望，同时希望能从国外的战事影片中找到救赎民族与自我的经验。这些影片因此成为国人投射自我民族国家意识的“镜”与“鉴”，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内战影片成为国人“南北统一的先资”，德国战争影片中呈现出的坚强勇敢的民族精神成为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殷鉴。1926年的北伐战争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民族国家终于统一与重建。同是以“民族”和“国家”的名义，从北伐之前的和平统一到北伐时期的以战争求统一，战与非战的社会思潮几度更替。银幕上的战事影片在强大的社会文化在场的裹挟下，也随着政治时局中社会语境的变更而改变。尤其国外的战事影片从影片译名到广告宣传，处处可见“时势”的影响，改写与有意的误读成为填补影片事实与现实语境落差的有效策略。直至1931年“九·一八”之后，民族危亡的现实终于压倒了世界大同的非战幻想。唤醒民众反抗外敌成为中国电影人和民间大众的一致选择，国制战事影片再次兴起。但在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压制下，国制战事影片再次被现实压制，迅速落潮。当炮火声中民族国家的唤醒与反抗已经成为共识时，人们已不再需要从镜与鉴中认知自我，国外战事影片成为帝国主义的宣传工具受到了国人的攻击，1933年国民政府电影检查委员会宣布禁映不合时宜的非战影片，以左翼电影人为代表的民间力量也对这些影片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彻底的否定。曾经作为“镜”与“鉴”的国外战事影片至此已彻底失去了在当时中国存在的话语合法性。上海银幕上这股战事影片的浪潮亦因此渐渐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