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特朗普政权上台后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之现实中频频爆出的“伪高新”事件也给政府和社会敲响了警钟。高新技术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关乎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实质性推行,对“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道路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因此,亟需从实证的角度来揭示目前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过程中存在的的种种问题,力求优质创新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从而拉动整个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本文以我国2008-2016年A股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按“产业政策—企业行为—经济后果”的逻辑思路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以资源依赖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为基础,结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对于研发强度的最低门槛标准,利用门槛回归模型、股票误定价性检验以及Bootstrap中介效应分析等方法,验证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过程中R&D投资迎合行为的存在性及价值性问题,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过程中确实存在R&D投资迎合行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一刀切”的认定门槛标准会诱使部分企业采取迎合行为,本文结论支持了R&D投资迎合假说;(2)高新技术企业的R&D投资迎合行为还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在非国有经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以及中介组织发育和制度环境发育程度较低的企业中,R&D投资迎合现象更为普遍;(3)技术创新和社会责任在R&D投资迎合行为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中显著发挥了共同中介效应,而且是部分中介作用;(4)技术创新和社会责任的共同中介作用还受到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更强调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而在市场程度较低的地区则更强调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本文从R&D投资迎合的角度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内部传导机制,着力解决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过程中的R&D投资迎合行为的存在性及价值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别为政府、企业和市场提出相对应建议,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