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近年来的发展,源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充实,以及实体经济的蓬勃发展。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近年来屡屡查处的市场操纵大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其中要以汪建中操纵市场案最为醒目。该案绝非偶然个案,其巨额违法利益的背后,影射出证券市场自身调节机制的失灵,以及法律规范的滞后。　　本文首先从证券市场的市场机制角度入手,深入挖掘证券信息发展及市场信息化下,市场机制变化的原因和困境。在新时代技术背景下,信息技术和手段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证券市场的各项活动当中。信息传播效率的提高,使得信息作用于市场的效应也愈发显著。市场信息化现象客观上改变了证券市场传统的市场运作机制,使得作用于市场的信息行为能够达到改变市场供需、控制市场价格之效果。市场信息化在改变市场效率的同时,亦加大了一般公众投资者的信息风险,并为拥有专业优势的机构和个人提供了操纵市场之便利。　　其次,本文通过各国及地区证券市场规范成文法的分析和研究,进一步阐述信息型操纵行为的概念和规制思路。借鉴各国及地区的立法经验,获知实施披露、传播、散布证券信息,影响或控制证券价格,混淆视听、欺骗投资者,扰乱市场秩序,以牟取非法暴利的行为,是属于各国及地区法律明令禁止的市场操纵行为。在我国《证券法》第七十七条尚未对此类“信息型”操纵行为作出相应的具体规定的情况下,证监会的《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办法》亦未解决信息型操纵行为的规制难题。法律法规的滞后势必会为证券市场操纵行为的发生提供低成本空间,并势必危害到市场秩序的健康和一般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对此,本文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着重阐述了“证券信息操纵行为”之理论构思和规制思路。并借鉴中外各国及地区相关市场规制理论和成文法规的研究,比较得出“信息型”市场操纵与一般市场操纵存在显著的区别,即“信息行为的滥用”和“客观损害结果”之构成特点。在积极借鉴英国立法和规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建立证券信息操纵行为理论体系,能够有效分辨和界定信息化的证券市场中各类信息型市场操纵行为,完善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从立法上寻求完善法律制度的路径及方法,这无疑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