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关系到诉讼时效期间从何时开始起算的问题，其重要性毋庸赘述，如果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标准不合理，势必影响诉讼时效制度功能的发挥。中国的《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制度，但囿于其时代的局限性和“以粗不宜细”的立法原则，该制度不论在价值定位上还是其具体规定上都具有显著的不合理性，早已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审理案件的需要相继出台了一些与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相关的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民法通则》对此规定的不足，但囿于司法解释的效力阶位，依然无法修正这一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深入研究诉讼时效的起算标准，澄清对于该问题的分歧和争议，并提出自己的见解，期能对完善中国的诉讼时效起算制度有所助益。　　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4章:　　第1章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一般理论。笔者首先介绍了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两种主要标准(即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接着研究了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影响因素，指出不能孤立地研究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制度，其作为诉讼时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受到诉讼时效制度其他组成部分如诉讼时效期间的长短、中止事由以及诉讼时效的客体等因素的影响，也必然要受到诉讼时效制度所追求的多元价值目标的内部衡平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主观标准与较短的诉讼时效期间相结合作为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同时辅之以客观标准与起算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予以限制的立法模式最能实现诉讼时效制度多元价值目标的内部衡平。　　第2章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相关立法例及其发展趋势。笔者在深入研究了各国及国际上关于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相关立法例及其发展变化地基础上，首先指出了关于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立法的两种基本模式，即客观标准与较长的诉讼时效期间相配合的立法模式以及主观标准与较短的诉讼时效期间相配合同时辅以客观标准起算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予以限制的立法模式，接着指出了关于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立法的发展趋势，即随着国际间商事交易的发展以及诉讼时效期间的不断缩短，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标准逐渐从客观标准过渡到主观标准，从单一的法定起算标准过渡到与约定的起算标准相结合，从各国规定不一的起算标准过渡到国际统一的起算标准。　　第3章中国诉讼期间起算标准的评价及其重构。笔者在对中国关于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法律规定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制度在价值上忽视了多元价值目标的内部衡平，过于追求效率以及社会公益的保护而忽视了对权利人利益以及私法自治的维护，在具体规定上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权利被侵害时”这一表述与诉讼时效制度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目的不合，也难以涵盖所有的诉讼时效客体，又如“应当知道”的标准界定不明，再如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范围不明确以及关于诉讼时效期间中断后的重新起算的规定极不合理等。接着笔者在前两章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完善建议:(1)在价值定位上应注重多元价值目标地内部衡平，即在维护社会公益和交易秩序的同时，也要给予当事人自治的空间，在追求效率和保护债务人的同时，也应兼顾公平以及债权人利益的维护。(2)允许当事人根据其特殊需要在一定范围内约定起算标准。(3)完善法定起算标准。首先，摒弃“权利被侵害时”这一表述，对于主观标准，改采“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导致其请求权可行使的事由及债务人时”，对于客观标准，改采“请求权可行使时(即无法律上障碍)或请求权发生时”;其次，明确“应当知道”应以一般人为标准，且为重大过失;最后，对于诉讼时效期间中断后的重新起算问题，应规定自导致诉讼时效期间中断的事由终止之日起重新计算。　　第4章诉讼时效法定起算标准的类型化分析。笔者在此分析了三种具有争议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标准，在评析相关学说的基础上形成如下见解:(1)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核心问题在于履行期限的确定问题，而不是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问题，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应当着眼于修改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清偿期规则，即将“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修改为“债权人应于合理期间后始得请求债务人履行义务”，如此，诉讼时效期间即从“合理期间届满时”开始计算。(2)因合同无效产生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即合同无效)时起算。(3)分期履行之债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每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分别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