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以“战略性外交”的高调开展而饱受关注,成为日本大国外交里程上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由于安倍外交的特殊属性,以至于被冠以“安倍主义”的称号。安倍外交形成的成因既受日本特殊战略环境与历史特定因素影响,同时又受到当前内外现实环境所影响,历史与现实因素共同造就了当前日本外交的历史性特征。安倍对于日本外交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有其自身清晰的认知,并基于此判断实施开展其特色外交,也正如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所述,“我国面临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为了确保富裕与和平社会继续发展,要用长远的眼光审视国家利益,确定我国在国际社会中应走的道路,有必要举政府之全力推进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表露了日本安保外交所面临的外在体系层面因素,同时基于安全保障战略下的安全保障体制的打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外交开展所面临的内部因素,被冠以“安倍主义”外交,安倍个人色彩浓重的外交在内的个体层面因素对于其外交形成与开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不容忽视,来自体系、国家、个人层面的三个因素既是安倍外交形成的重要背景,同时又贯穿于安倍外交实施的全部过程之中,时刻体现了这三个层面因素对于安倍外交的影响。从对外政策分析理论视角来看,缺少任何一个层面因素都无法完全解释一国外交,同样适用于安倍外交的阐述。如果说对外层次分析路径下的安倍政权对外战略研究是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那么对于安倍政权对外战略实施路径的具体阐述则是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揭示了决定日本外交战略走向三个层面因素是如何影响日本外交的开展,其对外战略的实施处处体现着三个层次因素的决定性影响。日本外交同中俄等大国所不同,因其外交缺乏相应的独立与自主性而广为诟病,无论是从外交实践还是学术界研究来看,对于日本是否存在完整的对外战略都存在很大的争议。体系、国家、个人大背景下,基于国家利益判断而展开的对外战略实施路径即是其对外战略的集中体现,是不同于纸面上战略一词明确表述的隐形战略,需要抽丝剥茧进行总结概括。作为国际社会重要大国之一的日本在二战战败后其大国战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从战后处理开始,日本作为大国的角色便一直处于束缚状态,从战后初期恢复开始,其突破束缚、试图恢复日本往昔大国地位的冲动和努力便从未停止过,战后70多年日本的对外战略的主线可以简而言之概括为突破战后体制,实现自我松绑,回归大国地位的外交,也正是基于这一主线而展开其对外战略。随着日本实力的不断增长,大国地位意识的进一步抬头,日本外交张力也愈发显现,这种张力即是日本大国外交对于国际秩序和体制所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和冲击。而安倍二次上台执政后明确所界定的“安全”、“繁荣”、“价值观”的国家利益,则突出反映了日本自身在面临着内外环境变化、大国化意识空前抬头的背景下对于“谁来保护日本”,“日本如何发展”、“日本存立于何种秩序”的思考与变革。本文以对外政策的层次分析为理论基础,以体系、国家、个人为基本分析单元,重点对于安倍对外战略形成及推进的内外动因进行剖析,并且围绕一条主线——追求“日本复兴”,五个实施路径为基本研究框架,力求围绕安倍对外战略做好“为什么”与“是什么”的研究。本文将战后日本恢复大国地位的外交作为分析的纵轴,将体系、国家、个人层面影响因素对于安倍对外战略影响作为横轴,既有基于历史的考察,又有基于现实的考察,共同揭示安倍外交成因,探求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演变规律。同时作为日本恢复大国地位外交的首当其冲的冲击对象,对于中国的影响不言而喻,反过来中国对于日本外交战略的作用力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外交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章的落脚点回归到安倍政权对中外交,力求对于中国对日外交战略提供一些智力支撑和借鉴意义。通过对其内在逻辑和规律的研究可以发现,日本外交对于体系因素所具有的高度的依赖性和敏感性,体系因素构成了日本外交演变的特殊外在动力,同时外交作为内政的延伸,日本内政与经济等因素构成了其政策演变的内生驱动力,并且二者相互影响,随着日本实力的增长与大国外交意识的抬头,其外交张力愈发得到释放,其对于国际体系的塑造能力愈发明显。个人层面因素对于日本外交的影响不言而喻,相对于体系和国家层面的影响力来说,个人层面的影响对于日本外交风格的塑造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带有较强的个人特色与时代印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说来自于体系和国家层面因素对于日本外交的影响起到了框定性的作用,个人层面因素则是对于政策风格塑造起到了“修饰”作用,必然和或然因素共同造就了安倍政权的对外战略,共同构成了日本外交形成的基础条件,并时刻影响日本战略的实施与走向,也对于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