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是一个新兴的和发展中的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其证券市场也发展迅速。但由于越南证券市场起步较晚,与发达经济体的证券市场相比,投资者呈现出不够成熟、不够理性的显著特点,投资者情绪对越南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越南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因自身认知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差别,也会做出不同的决策,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和绩效。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越南,虽然已有不少文献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和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但将高管特征、投资者情绪和公司投资及绩效纳入一个分析框架的研究文献却比较鲜见,实证研究尤其缺乏。而且,现有的研究仅从年龄、性别和学历等人口背景特征的角度进行探讨,忽略了高管权力特征对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基于迎合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选择越南胡志明证券交易所和河内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分析了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及公司绩效的关系,并从高管背景特征和高管权力特征两个维度进一步探讨了高管特征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为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在越南证劵市场,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水平是否相关?高管特征对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水平的关系是否存在调节效应?(2)越南上市公司是否存在非效率投资行为(包括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投资者情绪与公司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存在怎样的关系?高管特征对投资者情绪与公司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关系是否存在调节效应?(3)投资者情绪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又如何?高管特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投资者情绪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越南上市公司高管对投资者情绪具有迎合倾向或效应,即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但这种迎合倾向或效应受到高管的背景特征(如性别、年龄和学历)及权力特征(如持股、任期和高管兼任董事比例)的影响,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够弱化这种迎合倾向或效应。第二,通过对投资者情绪与越南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或非效率投资)关系的考察发现,投资者情绪加剧了公司的过度投资,但缓解了公司的投资不足。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高管团队中男性比例和兼任董事比例越高、高管年龄越大、学历越高以及持股比例越高,投资者情绪与过度投资的正相关关系就越弱。而高管任期越长,投资者情绪对公司过度投资的正向影响越小,但对公司投资不足却没有显著影响。第三,高管因为迎合投资者情绪导致了公司股票的错误定价,降低了公司投资效率,从而恶化了公司绩效。对高管特征调节作用的进一步考察发现,高管的男性比例越高、年龄越大、学历越高、持股比例越高、任期越长、兼任董事比例越高,高管的迎合效应就越小,投资者情绪与公司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就越弱。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深入考察了高管特征、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或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不仅丰富了高管特征对公司投资迎合投资者情绪行为的调节效应方面的实证成果,而且揭示了高管特征对投资者情绪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机制,弥补了该学术领域的研究缺憾,同时扩展了高管特征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认知。第二,已有相关文献主要讨论高管背景特征、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水平之间的关系,本文以“迎合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为理论基础,将高管权力特征和公司投资效率等研究议题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发现了高管的背景特征、权力特征对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效率或非效率投资(包括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之间关系的抑制作用,拓展了高管权力特征和公司投资效率方面的研究。第三,本文基于越南的制度背景,收集2011-2017年越南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越南上市公司的投资者情绪是否影响公司投资行为或公司绩效,高管特征对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投资或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调节作用,丰富了越南情境下“迎合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的实证研究。此外,本文还对越南的实证研究结果与其他代表性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异同,为跨国比较研究提供了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