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思传播学的过程中,本文把目光投向了芝加哥学派。在传播学学科自身发展面临困境、传播环境的剧变以及传播研究本土化的语境下,中国的传播研究迫切的需要新的思想源泉。而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与交往的思考能给当代传播学注入新的活力。交往,在杜威那里,首先是把人从动物世界中解救出来的钥匙。思想、语言、意义由此形成。这种交往,是一种共同参与式的交往,它要求交往双方要以想象的方式理解对方,合作完成一个共同目的。这种交往方式,使得共同体得以形成和维系,而理想的民主观念正是共同体中的民主:从个体的角度而言就是个体按照自已的能力去承担、引导群体活动;从群体的角度而言就是,每个群体成员的潜能能与共同利益、公共财产保持协调一致。如此,杜威就把整个社会生活建立在了交往的基础之上了。库利发展了杜威交往的思想,他更多的从个体如何从交往中完成社会化这一角度出发,来审视交往的作用。库利认为,人的意识能力、情感能力,以及意识和情感本身,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社会中形成的,而交往在这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反过来,个体意识的社会性,在另一方面则意味着社会的意识性,库利认为最直接的社会存在就是人的观念,社会就其直接的方面来说,就是个人观念之间的关系。这种社会观念,影响了他的研究方法思想。芝加哥学派的城市交往思想则根植于齐美尔和库利。库利关于基本群体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帕克、沃斯等人。城市交往思想的核心在于交往的差别是乡村和城市的基本差别,整个城市社会学的分析正是基于这一分殊。杜威和库利对于面对面交往的青睐情绪,弥散在了帕克、沃斯等人的城市社会学分析之中,导致了一种城乡二元论,因为乡村是基于面对面交往的,而城市则不是。芝加哥学派还发展出了一只生活史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打破了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之前的界限,要求研究对象成为自省的研究者。这一方法论思想,能到启迪去我们从主体的角度思考传播行为,从而把传受双方当成真正的主体,而不仅仅是表明言称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