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在其长期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创造了各自独特而宝贵的文化财富,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在推动整个国家的社会文化进步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每种文化中都蕴含着该文化中的个体千百年以来与自然环境、与他人以及与自身进行互动的经验结晶,而且这些经验对人类生命的不同方面进行了独到的解释,所以每种文化对于我们理解“人”这一存在的贡献都是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而只有在对“人”的深刻理解基础上我们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个体生命的幸福。人类个体是通过有意义的文化符号来理解前人经历的事件,享受前人的成果并以此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知识。个体生长于不同的文化模式使其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种特点的集中体现就在于一个人的文化自我当中,正是每个人的文化自我对个体的行为起着重要的定向和调节作用,而且文化自我与个体个性品质的形成以及社会化都有着密切的关联。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导致必须对自我进行研究,而一个人的伦理自我是整个自我结构中最重要的构件,再加上伦理道德的内核就是“善”,所以本研究就将村落文化中的“善”及其教育活动作为主要的研究问题。本研究对一个藏族村庄中“善的教育”进行研究缘起于这样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善”是人类道德生活的内核。“善”作为人们广泛使用的一个道德语词,一方面,它指称着某种“实存”的,并且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善”表明了人们对特定“事实”的共同理解。另一方面,人们的道德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善”这个道德语词而展开的,“善”是我们日常伦理观念和道德价值体系的内核。而一个文化中的“善”得到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承的过程,也就是人们维持自身道德健全和精神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本研究中的“善的教育”过程。其二,挖掘藏族文化中应对道德困境的独特方式及其价值。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中有很多与“善”相关联的行为模式,它们不断得到人们的认同和践行,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满足人们身体和精神的各种需要,具体来说,这种行为模式就是人们面对自身道德困境的一种应对方式。而本研究所考察的村落由于其独特的天地系统和文化生境,所以这里的人们对于“善”的理解以及由此生发的行为模式都是极其独特的,而这种独特性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人的道德体验,或者是对于生命意义和完满性的追问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三,社会教育中一种非“灌输式”的教育策略对学校德育的借鉴。村落中的“善的教育”之所以能够更有效地促进人的道德生长,是与那种自然而然的和非“灌输式”的教育方式是分不开的,在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是符合道德教育的规律的,同样也符合人的道德生长规律的。本研究认为“善”的最终根源在于一个人的人性当中,因为每个人都感觉到“善”的要求,而且它们已经得到所有人类社会的认可。但即使是如此,这种生发于人性当中的“善”仍然需要不断加以培育,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升华,而教育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具体的“善的教育”活动中,一方面作为教育内容的“善”需要以文化作为其载体,而另一方面文化的传承也需要以“善”作为其内核,两者是互相依存的关系。承载着“善”的文化符号作为一个整体作用与具体的人,并塑造出个体独特的文化自我,而具有这种文化自我的个体又会继续参与到新一轮的“善的教育”当中,从而使村庄中的整个道德文化空间得到再生产和延续。本研究通过对一个藏族村庄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整体性考察,对一个独特文化个案中的善及其教育形式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究。研究具体的思维路径包括以下五个方面,首先通过对个案村庄的文化进行一个整体性的考察,从而归纳出了“善”在村庄个体日常生活中的三种存在形式,这三种存在形式分别是帮助、保护以及尊重。然后还对“善”的不同存在形式的内涵以及其中的主客体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其次,深入分析了村庄中的“善”是怎样整合到具体的教育活动中的,以及这种“善的教育”的活动在其内涵和结构上表现出怎样的特征。第三,在以上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建构了“善的教育”塑造村庄个体自我的原理或机制。具体包括对意识形态背景的把握,从宏观层面解读村庄中两个主要的文化空间支撑“善的教育”的作用原理。从微观层面解读个体文化心理中支撑“善的教育”运行的动力机制。第四,总结并梳理出“善的教育”塑造村庄个体自我的具体内涵和特点。最后,通过设想一种生产幸福的生存状态及其教育实现的方式,从而回应论文初期的假设,即“善的教育”是促进个体生存幸福的关键这一命题。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为:1.“善”在村庄中的存在形式;2.村庄中“善的教育”的结构与特点;3.分析“善的教育”对村落文化成员的塑造作用及其具体内涵;4.揭示“善的教育”塑造个体自我的原理或机制。本研究的具体实施过程分为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对自我结构中与“善”相关的内涵进行梳理。首先对“善的教育”与自我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然后对“善的教育”作用下生成的文化自我的内涵和特点进行梳理;最后将文化、自我、行为模式以及“善的教育”之间的逻辑关联予以揭示。第二步是案例的考察和分析。考察中运用一种以个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道德建构过程的方式,对村落文化的意义体系进行了把握,提炼出村落文化中作为善的载体的各种行为和符号,并将这些材料以口述史的形式予以呈现,这一过程展示了研究者长期在这一村庄进行的田野工作对于揭示“善的教育”状况的意义。第三步是对论文主要问题的解释和解决。研究通过探寻“善的教育”的过程揭示了善、教育与自我的内在互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藏区村落文化中“善的教育”的意义及其对人的生存幸福的涵义。通过本研究,能够让人们重新认识人类文化中隐含的作为社会构成主体的伦理道德形式,以及其中的核心内涵——“善”的生命意义和社会价值,这也是本研究力求达到的目标。本研究最终的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1.村落文化的一系列内容都凭借以“善”作为其内核而得以传承,换句话说,村落文化的中轴是“善”;2.善的文化符号与人的互动过程正是人的自我得到形塑和成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使村落文化中的善得到不断的传承,进而使独特的文化自我在每一代的个体身上得到再生产。而在“善的教育”的过程中也形成了村落社会成员共同的价值观,使人与人的关系得以平等,造就了这里的人们善良的人际关系和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共生;3.生命存在世界与超自然存在世界为“善的教育”赋予具体的内容和独特的表现形式。4.在村落社会中,“善的教育”受到宏观文化结构(生命观、宇宙观以及因果观)和微观个体状态(观念、情感以及意志)两方面的支撑。民族文化整体的的价值共识是善得以保存的基本依据,其方式是通过各种符号,包括语言、仪式、歌谣、舞蹈、建筑、劳动以及日常生活过程等来予以实现的;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行为和周围人的一言一行对“善”的阐释和实践是人们理解“善”的主要来源,人们通过这一过程调试自己对“善”的内化和社会共同伦理道德的建构。总之,教育不仅是显性的学校教育,更存在于村落社会成员的行为和各种文化符号之中,而人的道德生长则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