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信托是一项源自英美法系的财产管理制度,我国在移植信托制度过程中经过了曲折的“本土化”改造历程,信托登记就是其中一项重要配套措施。但自2001年我国《信托法》颁布以来,信托登记却一直处在“有法可依,无法操作”的境地。《信托法》第10条对这一问题仅做了原则性规定,但是此条规定确立的信托登记生效主义的规定过于严苛,也没有明确规定信托登记的财产范围,且相配套的具体实施细则与操作办法迟迟没有面世,无法与我国传统财产登记体系相衔接。由于法律规则制度的系统性缺失导致实务界无法开展真正的信托登记,信托公司常用非合规、甚至违法的替代性措施导致信托存在巨大风险,信托登记制度的完善问题亟待解决。2016年12月26日,根据银监会批复,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全国层面的信托登记机构,中国式信托登记由此拉开序幕。不可否认,我国信托登记工作目前已取得诸多突破,但也应认识到,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主导的中国式信托登记与业界翘首期待的财产意义上的信托登记仍有区别。要加深对信托登记制度的研究,需探寻其理论基础及意义追求。信托财产独立性与信托公示原则是信托登记制度中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这一特性是大陆法系下信托制度的灵魂。通过保障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可以最大程度实现信托制度的灵活性。信托登记是进行信托公示最主要方式,其目的就是将有关财产上已经设立信托的事实以登记的方式告知第三人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权限范围,从而明确该财产的独立性,以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信托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比较法研究属性。为完善信托登记制度需要在比较分析两大法系信托登记制度特色的基础上,分析借鉴其中有益成果,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并能够与现行物权登记体系相衔接的信托登记制度。在中国式信托登记制度的构建中,有以下问题值得注意:信托登记的效力问题是极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通过对登记生效主义与登记对抗主义的比较分析,同时借鉴他国立法经验,我国应改采登记对抗主义,这将更好的平衡各方利益,激发信托市场活力;信托登记的客体具有双重性,需要对财产的信托属性以及信托法律关系进行登记,在登记的具体内容上则应以信托登记的客体为依据进行明确;最后从信托登记机构的统一模式与分散模式的对比选择中,依据中国信登的实践提出“一个窗口,分散登记”的方案,通过简单有效的操作更能促进各类财产信托登记的推广普及,促进信托行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