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利益主体结构发生了明显分殊,大致可分为五部分:作为国家代表的县级以上政府、乡镇级政府、村集体、乡村干部和普通农民。乡村利益主体分殊使得新时期乡村利益格局错综复杂化,由此引发的农民集体上访问题在许多地方屡屡发生,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本文以华中K村一起典型的农民集体上访事件为案例,立足于集体行动的视角,借鉴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麦卡锡与查尔德的资源动员理论以及建构主义关于集体行动的相关理论,提出了集体行动实践过程分析框架,考察在中国的特殊背景和制度环境下,基于利益表达的农民集体行动的实践逻辑和深层特点。在总体框架上,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导论。介绍了研究缘起、研究目的和意义、文献回顾和研究方法。受于建嵘和贺雪峰两位学者相关研究的启发以及身边农民集体上访事件的触动,本文试图探讨“农民集体行动何以可能?”这个核心问题,以此丰富发展集体行动理论,并为有关农民集体上访的进一步研究和乡村治理提供经验参考。区别于传统研究将农民集体上访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来考察,本文侧重于从社会学的角度,采用实地研究方法,以深度访谈法收集资料,采取孙立平等学者所倡导的“过程—事件分析”策略进行研究。第二章提出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介绍总体研究思路并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在集体行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集体行动实践过程分析框架。农民集体上访行动看似是一个简单直接的过程,即社会问题直接引发了行动,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即“共意建构”和“资源动员”的过程。第三章是“过程——事件”中的农民集体上访。介绍了农民集体上访的背景、描述了事件的动态过程:“挑头人”的出现、集体行动的预演、激烈博弈和事件尾声。第四章为上访行动的实践过程:共意建构与资源动员。这一部分主要从“共意建构”和“资源动员”两个层面阐述了集体行动所呈现出来的实践逻辑。集体行动中所建构的“共意”,是集体行动的重要条件和基础,农民的集体上访行动正是通过一系列意义的建构而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这种意义的建构经历了三个过程:共意形成、共意动员和意识提升。然而,共同意识不会轻易地自动地转化为集体行动,集体行动也需要金钱、时间和成员等资源。草根行动者的动员技术、人际网络、集体认同感、外界支持等资源共同推动了集体行动的产生。第五章是结论与讨论。通过对上访事件的分析发现,集体行动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体现自身的,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它既充斥着行动者对社会意义的建构,也体现了行动者对种种资源的运用。在对农民集体行动进一步讨论后发现:集体行动中存在着农民的理性选择,即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集体行动的深层特征是弱组织化。最后是结语,强调要全面看待农民集体上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