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警察”概念的生成与流变,既有共时的辩难,也有历时的分歧,既有对本土资源的追本溯源,也有对西学的吸收和接纳。本文大致按时序与历史发展的逻辑,以警察概念群为研究对象,将警察概念表述文本置于近代历史语境下进行解读,考察警察概念的本源、内涵变迁和文化指征,分析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容受情况,力图釐清警察观念在近代中国演进的脉络。本文首先考察警察概念在西方的起源及其含义变迁状况,具体表现为两次“脱警察化”,即警察概念的内涵经历了从国家行政到内务行政、终被限定在组织法意义上的变迁。文章第三部分将视野转移至西方警察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接引和最初使用。鸦片战争后,新的思想资源开始输入中国,层出不穷的新词汇、新概念成为塑造国人思想的重要工具。作为国人最早认识到的现代警察形象,“巡捕”与“police”接轨,它是对现代警察的最初指代,是在被迫与西方人周旋交际的过程中感触到的,它嵌入了屈辱、国将不国的文化定位,其所形成的负面的社会形象也嵌入了国人愤懑的情感。早期改良派曾提出设立“巡捕”的主张,这一概念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但还停留在作为“异闻”的叙事模式。文章第四部分着重考察了甲午战败后“警察”和“巡警”在具体历史语境下的内涵及政治表意。留日人士通过翻译等行为将日本警察概念引入中国,并使用了“警察”一词进行文本表达和变法宣传。也正是甲午战败后,清廷1905年设立了“巡警部”。“巡警”为清末警政改革的产物,作为实体化的警察概念,它是迟滞的清王朝学习西方先进事务的结果。“巡警”保存了旧邦的文化特征,“警察”链接的文化特征则是维新。文章第五部分具体论述了辛亥革命后现代国家的建立与现代警察观念的确立。具体表现为,“警察”在概念使用上超越巡捕、巡警等概念得以民主化、政治化,“警察”从具有维新意识人的共同话语成为大众话语并意识形态化。最后,文章考察了民国时期警察概念表述的游走与徘徊。不同学人在警察概念的传播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赋予警察概念本土化的意义,但这种意义的每一次分合都和现代国家的政治运作息息相关,对警察目的、警察职能、警察权力和警民关系等的探讨越发表现出浓重的时代性。总体而言,警察的存在状态是确定而稳定的,但对于这一客观状态的描述,也就是对“警察”概念的使用和话语表述,却呈现“游走”的状态。国人对警察的认识,也历经了从“奇闻异事”到“自觉理性”的变迁。对警察概念的建构与解构,是晚清以降中国复杂多变的国际背景、现实政治与文化生态三者交织互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对警察概念的传播与接受,充满了无穷的变数,也带来了太多的变异与不确定性。回顾“警察”概念的使用与内涵的表述,它包含的时代内容折射着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在近代急剧的国家变迁中,“警察”概念以当时共同的选择显示出近代以降的旧邦维新以及与西方列强、与清廷旧制的诀别。警察概念的使用自觉、现代化内涵与最终形成的公共认同成为全民思想趋向现代化的结果,同时又推动着全民思想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