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enstra(1998)指出,最近二十年,伴随全球化出现的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就是中间投入品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的份额越来越大,而与贸易一体化伴生的确实生产过程的非一体化,其突出表现就是,各国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而大型跨国越来越多地将原本由企业内部完成的制造业与服务活动外包出去,这种生产的非一体化正在逐渐成为国际生产安排的主要模式。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在经历同样的过程。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以中国——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外包为背景,重点分析外包对于技术进步和贸易差额的影响路径。在综合梳理外包的起源、概念、分类以及理论争议的前提下,本文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上探讨了承接外包对于东道国的技术进步,进而工资差异和贸易差额的影响路径。首先,结合中国利用FDI的现实,将Feenstra and Hanson(1995)的“投资一外包”模型进行改进,加入了本土自发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改进后的模型显示,在劳动力的总量不变的情况下,FDI引致的SBTC使得相对技能供给的曲线向右移动,同时,由于伴随 FDI-起转移的生产份额导致东道国整体对于技能的需求曲线右移至。两条曲线同时变动使得均衡的技能溢价提高,但低于Feenstra and Hanson(1995)的水平。同时,均衡点的技能供给受到SBTC的影响同样增加。之所以技能溢价上升的幅度小于Feenstra and Hanson(1995)的情形,主要原因在于原来的低技能型劳动力受到SBTC的影响,通过教育或者培训等迅速转化为技能型劳动力,相对技能供给的增加又使得技能型拉动力的工资下降,从而部分抵消了工资的上升趋势。　　 其次,从理论上探讨了发达国家存在技术垄断的情形下,母国企业外包对于母国产品空间以及东道国贸易顺差的影响。模型显示,由于技术进步引发外包国技能溢价上升,母国的企业通过产业链的片段化将部分环节外包给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将要素投入转化为中间品投入,从而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在技术垄断存在时,一国的产品空间不会发生改变。当垄断期结束后,由于自由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共同作用,技术研发国将某些产品的全部生产都外包给别国,进而缩小了本国的产品空间。在消费者偏好不变的假设下,外包国的贸易必将出现逆差,并且,随着技术进步的持续,贸易逆差将会持续,甚至增加。　　 实证部分分别从外包承接国和发包国两个角度展开。借助整合后的投入产出表,本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承接外包对工资差异和贸易顺差以及服务外包对于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影响效果。检验结果显示,第一,附着在FDI上进入中国的产品或产业环节相对而言更多技能密集型的；发生于本土的自主创新对技能溢价的影响要远远超过FDI的技能溢出: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技能密集型产品的外包会提高我国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FDI的企业在进入中国后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而这部分产品的出口对中国整体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较低；本土技能型劳动力的工资提高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　　 第二,本国企业服务外包受本国劳动力成本影响明显,在劳动力成本高涨的情形下,企业倾向寻求外部廉价提供者；FDI对国内企业服务外包存在明显的替代效应。IRCA与服务贸易逆差的正相关说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加的同时必然伴随进口增加,这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态势一致；世界主要服务出口地对中国的服务出口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而来自主要进口地的吸收效应相对较低,说明我国服务产品的整体水平仍然较低,发达国家并不是我们的主要市场。　　 最后,结合中国调整技术进步以及贸易结构的战略要求,建设服务外包中心的国际国内环境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适当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