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2006年限制投资的宏观调控入手,旨在探讨地方政府为何总是在宏观调控中一次次走上风口浪尖,以及它们的竞争关系如何导致投资过热,最后针对其作用机理提出了根治这种现象的解决方案。这对认清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竞争体系,保持稳定可持续的宏观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对2003-2004年关于经济过热、投资过热与宏观调控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并批判吸收,建立了判断投资热下经济是否过热的标准:除了看增长率,还应看经济增长是否导致资源或生产要素短缺,固定资产投资是否挤占消费和造成强制储蓄这三方面。该标准有效区分了投资过热与经济过热,用于判断我国200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时得出投资过热而总体经济由于调控及时不会全面过热的结论。然而这次投资过热没有演变为全面经济过热有赖于及时严厉的宏观调控,我们不应当忽视投资对总体经济的拉动作用。鉴于普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增长大部分由投资驱动,笔者对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进行统计意义上的实证分析,得出投资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的结论,验证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说,为投资过热引至经济过热提供了逻辑论证。为了找到屡次投资阶段性过热的根源,本文从地方政府竞争的非合作性和对土地、资本两大生产要素的控制入手,说明地方政府竞争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