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与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摩擦频繁乃至贸易争端不断。2020年全球经济还未走出经济下行周期又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在国际经济、政治和贸易环境均不利于中国企业持续扩大出口的背景下,如何从国内资源禀赋着手为中国外贸企业提升出口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是亟待研究的问题。为何高生产率企业会比低生产率企业有更大概率选择出口?新新贸易理论指出,其主要原因在于企业进入海外市场需要支付的沉没成本限制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出口行为。依据该论断,融资约束这一金融学研究热点被引入微观企业贸易研究之中。就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路径和效应而言,学术界已形成较为一致的结论,但是在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方面,还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基于此,论文以《融资约束影响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规模的门槛效应研究》为题,在阐述异质性企业理论和企业融资理论、界定相关名词概念的基础上,就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路径进行理论分析,并从国际商务专业的视角为异质性企业理论对出口市场更高的沉没成本给出新解释。论文将融资约束变量引入Melitz(2003)模型中,推导出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的假设。最后论文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验证2008年至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出口中融资约束影响是否存在的门槛效应。主要研究结果如下。第一,在整体样本上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规模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即同样面对融资约束增强,低融资约束公司会扩大出口规模,中等融资约束公司会缩小出口规模,高融资约束公司扩大出口规模。第二,区分企业所有制后发现,融资约束对公有制企业不存在门槛效应,对非公有制企业出口规模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对低融资约束企业出口规模有正效应,对中融资约束和高融资约束的企业出口规模存在不同程度的负效应。第三,区分企业所在地区后发现,融资约束对东部地区企业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对中部、西部地区的企业出口无明显门槛效应。最后,结合相关研究、影响路径分析、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论文给出如下总体性研究结论:融资约束对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规模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不同融资约束程度的公司在融资环境变化中有不同出口规模选择;非公有制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门槛效应最为明显。论文进而提出出口信贷支持、供应链融资、金融市场化改革、对中西部企业提供出口政策支持等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