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刑事立法相比较,我国刑法在有关犯罪预备行为的处罚范围问题上采取了积极的处罚主义立场;与刑事立法上的规定相反,刑事司法实践中,对犯罪预备行为加以处罚的则是少之又少,最多也是针对社会危害性严重的犯罪预备行为加以处罚。这就在立法及司法层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促使人们反思我国刑事立法中有关预备犯的规定及其立法思想的科学性及合理性,正如有学者言:“将所有预备行为宣告为刑事可罚,在刑法的危险递增理论看来,不仅违反刑罚的经济性原则,在实践中无法实行,而且也是没有理论根据的。这种撒大网式的规范方式明显具有国家刑罚权滥用的危险,国家在犯罪面前更无须如此如临大敌”。对此,文章从对犯罪预备行为的界定及分析其实质的社会危害性为切入点,在此基础上探讨犯罪预备行为的刑事可罚性;同时,文章介绍了国外有关犯罪预备行为处罚的理论根据、处罚范围、立法模式,并对其逐一进行分析评价,进而借鉴其中有益的理论学说及立法成例,探讨我国刑法有关犯罪预备行为应然的处罚范围。最后,文章针对“非犯罪化”之后的“危险分子”的处遇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提出应在我国建立完善的保安处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