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1966-1976)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处于低谷,而翻译研究界对文革时期文学翻译的研究也处于相对零散的阶段,但这并不表明该时期的翻译没有研究的价值。《摘译》(外国文艺)是文革时期出版的为数不多的翻译期刊之一,为文革期间的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基于吉迪恩?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本文以《摘译》(外国文艺)中的翻译为个案研究,通过分析翻译活动的历史背景和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重构《摘译》(外国文艺)的预备规范、操作规范和初始规范,归纳分析文革时期文学翻译的特点,探索翻译规范形成原因。通过分析《摘译》(外国文艺)的出版社及出版原则和翻译选材重构其预备规范。翻译选材主要关于三方面的内容:即反对霸权主义的军事题材类作品,反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作品以及反映资本主义国家中人民革命反抗斗争的作品。这种选材特点遵从了当时国家政策和文化意识形态的要求,满足当时为目标读者所设定的翻译目的。文学翻译的操作规范隐含于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中,本文主要从翻译形式、翻译技巧、评论性文字以及集体翻译方式考察当时的翻译策略。通过文本观察总结,《摘译》(外国文艺)主要采用了三种翻译形式,即全译、节译和摘译;此外译文中出现大量的译注和删除的文字说明,从翻译技巧上体现了译本的操作规范;文本中的批判性文字和集体翻译方式体现文革特色的翻译策略,这些评论性文字主要来自译者和评论家,他们体现了一定的阶级意识,引导目标读者对翻译作品的解读,实现其翻译目的。基于对以上两种翻译规范的分析,从宏观角度探析其初始规范,由于该期刊翻译的目的即是为目标读者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材料,体现了译者对源语文化和目标文化的整体倾向,决定文学翻译活动中可接受性的原则。《摘译》(外国文艺)特殊的翻译规范符合当时主流政治规范要求。本文通过重构《摘译》(外国文艺)的翻译规范,从翻译的选材、生产、接受和实现揭示了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的翻译规范,并且翻译规范研究也为理解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