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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考虑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失衡与货币超发,中国国内经济虚拟化、杠杆化的情况下,对价格水平调整实际汇率的传导机制结合内外经济环境做出重新的理论分析。在综合考虑现代主流汇率模型的基础上,选用行为均衡汇率模型,改变了以往研究以M2作为价格水平衡量变量的传统做法,将工资水平作为兼顾到价格水平中商品市场物价和资本市场价格变动的衡量变量。同时依据工资在福利体系中无法自由向下调整,提出价格水平对实际汇率变动的传导有单方向的限制会造成实际汇率调整的非对称。结合理论分析,建立实证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汇率进行测算。模型以国际清算银行测算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作为实际汇率实际值,以贸易自由度、贸易开放度、制造业工资、本国利率与世界平均利率利差、国外净资产为自变量,采用1996年到2013年的季度数据,使用ADF检验确定各变量为一阶单整,进行协整分析得到实际汇率长期的决定方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探究自变量的短期冲击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在确定实际汇率与各自变量长期关系的基础上,对各自变量使用H-P滤波法得到长期均衡值,将自变量的长期均衡值带入实际汇率长期关系式,获得实际汇率的长期均衡值。以模型测算的实际汇率均衡值与实际汇率实际值对比,测算长期失衡程度。进一步分析实际汇率调整的非对称,将实际汇率失衡分类为失衡扩大和失衡回调两部分,分别计算高估和低估状态下,实际汇率后一期相对于前一期的扩大和回调力度,对比是否存在高估与低估下实际汇率调整的不对称。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没有呈现持续的严重失衡,季度最大失衡在2%以内。对于实际汇率调整的不对称分析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状态的失衡扩大力度比低估状态高出106.7%,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状态的失衡回调力度比低估状态低61.9%。实际汇率在高估状态下的调整能力显著低于低估状态,存在明显的限制性,验证了理论推导的假设。最后本文联合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建议:加快名义汇率的市场决定机制建设;限制工资、房价、资产价格水平的过快增长;增大汇率浮动区间;在市场化的同时实行必要的政府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