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占星术是在天人感应思想指导下的构建。在占星记录中，它由天象、占辞、事应三部分内容并置而成，这种并置实质是一种构建。本文就是从占星记录中的天象、占辞、事应出发，认识占星术的构建。　　但凡占星，必言天象。占星术中几乎囊括了所有天象，甚至包括一些大气现象。那么，天象在占星术中如何运用？怎样描述？所用天象，其可靠性又如何？本文以《宋书·天文志》为例，对其中的天象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用于占星的天象大多数是关于日、月、五星运动的天象，其中五星类最多，约占所记274个天象中的62.41％。同时，发现占星术是用异常天象占星。这些异常天象往往是各类天体的视听成象，它们是颜色、亮度、大小、形状、声音及其变化程度，以及位置关系等术语来描述的。本文选取汉唐之际的一种异常天象“太白昼见”为例，对古代天象记录的可靠性问题进行探讨，回退分析发现金星日角距在30度以上，视星等亮于-3.90的情况约占全部记录85％，由此说明金星在记录时间具备在白天可以看到的条件，古代的“太白昼见”应该是可靠的实际观测结果。　　占辞是沟通天象和事应的桥梁。要对异常天象占星，那么占星家就需要一部占经，从中找到能对应的占辞。于是，占辞的内容，以及如何使用占经中的占辞成了需要研究的问题。　　本文通过对“荧惑守心”“月犯南斗”的占辞内容分析，了解到对天象的解释和预测往往来源于其富有占星意义的名称，而天象往往涉及不止一个或一类天体，而每类天体的占星意义又有多种解释，由此形成各种各样的占辞。以《宋书天文志》为例考察刘宋时期占辞的选取，发现该时期最常用的占辞来自《郗萌占》、《荆州占》、《石氏占》等。在具体应用中，则往往由各家占辞组成，形成对天象的占星解释。本文还辑出一个《荆州占》的文本，并以此为例，对占辞的分类和内容进行探讨，发现它们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由粗略到精密的发展趋势，应当是在长期应用中逐渐丰富起来的。　　人事与天象关联起来，就成为“事应”。构成这种联系的根据是占辞，也就是对天象的占星术解释。这种解释主要是在“天人感应”学说指导下进行的。所谓天人感应，就是天象和人事可以互相感应，天象可以预示人事，而人事又可能反过来影响天象，这是中国古代占星理论最重要的特点。　　但是，在实际占星记录中，究竟什么样的人事与什么样的天象被关联起来，它们又如何关联？本文抓住“时间关联性”这个概念对这种关联进行研究，即探讨天象发生的时间与被认定为“事应”的人事发生的时间之间先后有什么关系，即天象的“期应”如何。本文对刘宋时期占星文本中的天象和事应进行了考证，发现事应中的人事大都属于可以考证的国家政治事件，而天象发生的时间与“事应”发生的时间确实存在一种有效期，大多1年左右，一般在3年之内。也就是说，占星家在选择人事做为“事应”时，是要考虑到两者的时间关联性的。占辞中对此也有反映，有所谓“一年”之期或“三年”之期的说法，但具体占星记录中并不严格遵循占辞中的“期应”。　　总之，本文通过对中国占星术记录中天象、占辞、事应三方面内容的分析，对这三者如何在占星实践中表现出来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从而揭示了中国古代占星术是在“天人感应”思想指导下的构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