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依《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交的初次报告进行审议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建议中国政府朝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之可诉性的方向努力。有鉴于此,本文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可诉性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笔者追溯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国内层面及国际层面的历史沿革,并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最为重要的国际立法一为蓝本,介绍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具体内容。其次,笔者对近年来愈加肯定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可诉性的国际和国内实践进行了介绍。关于国际实践,笔者展现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及相关国际文件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可诉性的努力。而在国内层面,笔者则关注于两个最先进的国家实践:印度与南非。通过介绍,笔者旨在回应那些否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可诉性的观点,并证明司法保护对于维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积极作用。接着,在本文第六部分,笔者对中国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可诉性的司法实践进行了初步探索。可以看到,与其他国际与国内实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法院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保护可谓微不足道。笔者认为,这样的差距反映了我国当前的根本困境——法治缺失。面对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先进司法实践,我国应有所触动并采取行动,从而逐渐实现积极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