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巴赞是最早被引进中国的电影理论家之一,他的美学主张深刻影响了中国第四代导演和第六代导演的电影创作。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巴赞的现实主义主张主要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主流当中被结构的,具备特殊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本文认为在当代法国理论家雅克·朗西埃的政治美学理论脉络当中重新考察巴赞理念的社会政治内涵,既呈现出巴赞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先后在北美和欧洲学界被大规模重访的文化背景,也立足当下,让巴赞美学的政治意涵更为清晰地呈现于中国的巴赞阐释史当中,同时,因朗西埃与巴赞拥有相似的主张:美学是实现大众解放的途径,从政治美学角度出发,朗西埃的观念可被视为是对巴赞政治理念的发展与理论化。本文认为,巴赞的电影现实主义概念可从三个层面理解:1,影像真实:巴赞对于影像真实的主张在辩证地借助和克服“木乃伊情结”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于朗西埃“影像的伦理体制”的超越,揭示了电影独特的艺术性;而从“索引性”的符号学视角和视知觉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认知的巴赞,则遮蔽了他对于电影文化的基本主张,而保留了巴赞技术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2,心理真实:巴赞在分析商业电影特质的基础上,认为观众可以通过自我精神分析的方法来克服情节性,也就是朗西埃所说的“再现/诗学体制”,从而获得思考和反省的空间,实现“感性的再分配”。关于这一心理过程的运作机制,朗西埃没有囿于关注形式的“本体论”,而是考察了观众在观影时情感与理智的矛盾运作过程,将电影的“再现”与“审美”拓展至观众感知与社会权力分配的层面。3,个人现实主义:在电影的社会功用方面,巴赞所倡导的现实主义是一种个人的现实主义,他希望通过电影美学的作用,使得大众获得抵抗强权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思想工具,但巴赞没有在理论的层面解决由此产生的、艺术电影的精英性和大众之间的矛盾,借助朗西埃“平等”和“无知的教师”概念,巴赞社会理想所遭遇的困境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也使得巴赞式的社会理想得以在当下彰显其意义。本文结论有三:一,反思媒介本体研究。无论是人决定媒介的运作还是媒介决定人的感知形式,这一循环当中人的主体位置如何在媒介或艺术研究当中显现出来,是关键问题。巴赞美学理念当中的社会性,为艺术本体和媒介本体研究提供了一种出口。二,重新审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对于巴赞的政治化解读。他的美学观念不应仅仅被理解为一种去政治化的纯美学,相反,巴赞的影像美学、电影心理学,和电影社会意义方面的主张彰显着以美学对抗政治——即朗西埃意义上的“治安”——的倾向,他阐释了电影艺术本体所具有的“政治性”。他对于观众的尊重为我们再次反思科学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文艺观提供契机:文艺不应成为宣传工具,同时文艺也不因其可能具有政治宣传性而丧失作为反思途径的可能。从这一角度,巴赞式的感性的电影批评彰显出其社会意义。三,新自由主义之下的美学“革命”与其困境。在以科学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的传统文化研究视野内,美学被视为政治的投影。朗西埃反对这种带有文化决定论色彩的观点,他认为应该重新回到德国古典哲学所倡导的人的内在普遍性和自由属性:美的无功利性,非概念性和共同感,让政治美学成为可能。但同时,对于审美自由的倡导也开始遭遇新的困境,在今天,视频技术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掌握,网络空间似乎已经非常自由、民主、开放,然而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各种类型的精神暴力却似乎越来越猖獗。巴赞和朗西埃的美学理想带领我们超越了二十世纪后半页的“政治文化”史,并揭示出新的“文化政治”议题——审美共同体如何得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