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京津城际铁路建成通车以来，中国高速推进高铁建设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截至2018年底，中国高速铁路总里程已位居世界第一，超过2.5万公里，使我国进入了“高铁时代”。高铁在国际社会中已经是中国装备制造的一张亮丽名片。高速铁路体系网络的建设和运营，不仅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更改变了区域的经济格局和城市的空间形态。因此，在我国高速铁路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高速铁路沿线区域和城市的产业布局和空间形态也会受到重大影响。尤其在倡导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良性互动发展的今天，高速铁路建设能不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良性互动发展这一问题有着重大意义。本文尝试从产业协同集聚的视角出发，探究高铁开通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及其内在逻辑。
　　本文以2008年正式开始的高速铁路建设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使用倍差法克服内生性问题，研究高铁建设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基于现有研究和理论分析，本文认为高速铁路作为一种高质量的基础设施，能够通过压缩时空距离和提升区位的可达性促进创新外溢、提高中间投入的可得性、提高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丰裕度和扩大市场需求，提升区域产业协同集聚水平。
　　在实证检验部分，本文分别使用DID、PSM-DID与工具变量回归三种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来检验高速铁路开通是否通过上述理论分析的机制影响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所得结论如下：(1)从城市层面的数据采用DID方法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未开通高铁的城市，城市在开通高铁后提高了城市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这与使用PSM-DID和工具变量得出的结论相一致，并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2)高铁开通对产业协同集聚的政策效果有着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提高了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而在中部地区降低了产业协同集聚水平；(3)区分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提高了非中心城市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而对中心城市的政策效应不显著；(4)通过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本文发现：高速铁路通过创新外溢、增加中间投入、提升区域资本和劳动力要素丰裕度、提升市场潜能四个方面提高了区域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由此，针对性地提出推进完善高铁网络建设，释放高铁的经济红利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