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规避被认为是用来降低企业税负、增加企业现金流的行为,企业避税因其隐蔽性相应的增加了企业的各种显性或隐性的税收性及非税收性成本。学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避税会产生许多负效应。那么这些负效应会影响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吗?其作用机制是怎样的?又该如何缓解这些负效应?本文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研究。企业投资时出现的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问题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在环境规制、资源税改革的背景下,研究资源型企业非效率投资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目前基于避税角度研究投资效率的仍比较少,本文在避税代理观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将因大小股东利益冲突产生的股东代理成本作为避税对非效率投资影响的重要因素。此外,内部控制质量高低会影响信息沟通效率,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会有利于管理层隐藏坏消息,加剧委托代理问题,因此应将内部控制质量和内部控制缺陷纳入避税对非效率投资的框架中进行研究。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选取了我国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2010-2018年的A股资源型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Richardson模型的回归残差测算非效率投资,当模型回归的残差小于0时为投资不足,反之则为投资过度。关于企业避税变量的测算,分别选取了会计税收差异(BTD)和消除应计利润影响后的会计税收差异(DDBTD)两个避税的度量指标,结合相关理论基础和数据实证检验对企业避税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进行研究,并且引入股东代理成本作为中介变量,内部控制质量和内部控制缺陷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探讨避税对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的影响。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投资不足样本中,税收规避能缓解投资不足现象,有利于提高资金利用效率。这是由于资源型企业没有可用于投资的现金流,尽管能识别出净现值大于0的投资项目但无法进行投资,或者企业的有效投资还没有达到饱和,当避税为企业节约成本,增加可用于投资的现金流后,企业能将其投资于净现值为正的项目,从而改善非效率投资,抑制投资不足。在投资过度样本中,资源型企业避税会加剧投资过度现象,降低资金利用效率。这是由于资源型企业已经存在足够的现金流,企业内的投资已经达到饱和状态,因此企业管理者将拥有的现金投资于利己主义的项目,加剧投资过度。第二,股东代理成本在避税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中有部分中介作用,避税通过减少股东代理成本缓解投资不足,通过增加股东代理成本加剧投资过度。第三,内部控制会影响避税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存在较小内部控制缺陷时,避税对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更明显;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低、存在较大内部控制缺陷时,避税对投资过度的加剧作用更明显,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越小对投资决策越有积极作用。在稳健性检验中,替换了企业避税的代理变量重新进行回归,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本文首次将企业避税、股东代理成本、内部控制机制变量及非效率投资整合到一个理论框架下,有助于丰富资源型企业避税的影响后果研究并加强了其对投资不足、投资过度影响的中介机制的认识,为企业采取合理的税收策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关注股东代理成本,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