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粮食自给能力、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我国关乎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与长远战略安排。与此同时,撤县设区作为契合城市化发展战略变革趋势的行政区划调整,因能够促进区域要素整合与缓解城市发展空间压力,正日益成为地方政府介入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实践,并产生了诸多经济、社会效益。但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地方政府为快速推动城市化、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而扎堆撤设、盲目扩张的现象日益凸显,在此过程中导致大量粮食生产资源被非农领域“侵占”,构成了对粮食生产与自给安全的严重威胁。为此,在我国粮食自给安全与城市化发展战略深入贯彻的双重现实背景下,探讨与明晰撤县设区这一服务于城市化的行政区划调整对粮食生产的潜在影响与作用机制,对于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兼顾粮食安全便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与现实意义。区别于与以往从经济增长、城市化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等角度,评价撤县设区在非农领域政策绩效的研究,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1）撤县设区带来的区县建制变更是否会促进原辖区的经济职能重心由农业领域向非农转变?（2）若撤设县的经济职能重心发生了转变,其原有的农业生产要素会发生何种变化,从而是否会影响其粮食生产?（3）周边的非撤设县是否会受到撤设县农业生产要素进而对粮食生产的外溢影响,其内在机理如何?为解答上述疑问,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4-2019年全国层面的县级面板数据,借助双重差分法、工具变量法、事件分析法等实证检验撤县设区对撤设县经济职能重心转变以及对粮食生产的直接影响,考察周边非撤设县粮食生产受到的外溢影响。并且,在上述直接影响与外溢影响的作用机制上,从要素配置重构视角下的农地非农化与劳动力非农化两个方面加以分析探讨,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撤县设区的实施显著推动了当地财政支农占比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经济职能重心由农业领域向非农转移的倾向;（2）撤县设区加剧了撤设县的农地非农化（耕地用途非农化与耕地种植结构非粮化）,与劳动力非农化（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与本地就业结构改变）,从而对其粮食生产形成了负向的直接影响;（3）撤县设区同样通过影响周边非撤设县的农地非农化与劳动力非农化（具体同上）,对其粮食生产产生了负向的外溢影响,并且这一外溢影响表现出了随着到撤设县空间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弱的空间异质性特征。此外,在上述直接影响与外溢影响的综合作用下,地市整体层面的粮食生产也受到了削弱。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优化、完善撤县设区制度安排,在其中纳入对粮食生产的考量;二是强化撤设县与非撤设县的粮食安全主体责任,加强耕地用途管制;三是积极应对撤设县与非撤设县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强现有劳动力技能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