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在湖北传播开来，对近代湖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本文将以1905年至1922年为时间节点，从当时湖北的整个社会环境入手，并以董必武、陈潭秋为个案，在深入挖掘二者革命思想转变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北的早期传播进行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湖北早期的传播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从理论意义方面来看，湖北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完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研究，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从实际意义方面看，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北的早期传播进行研究，并以董必武与陈潭秋革命思想的转变为个案，有助于了解早期湖北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湖北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们为党的早期组织在湖北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他们积极创建早期党组织，与践行早期革命实践的历史经验，对现阶段加强中共党员的党性教育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对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湖北的过程以及湖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实践进行研究。全文共六章内容，导论部分主要对选题背景、理论及实践意义、国内外相关课题探究成果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在湖北早期传播的部分资料进行收集和分析，得出这一课题研究的必要性。
　　本文第二章主要对湖北早期的社会状况与教育情况进行了重点研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能够在早期的湖北进行传播，除了有马克思主义者的爱国情怀与革命实践之外，与湖北的整个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例如，湖北实行的新式教育，使湖北产生了许多近代知识分子，他们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湖北近代产业的发展使湖北出现了大量的现代产业工人，他们工作时间长且生活极为贫困，还要遭受军阀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榨，这种状态在全国都是罕见的，因此他们具有极强的革命性。因此，想清楚了解马克思主义在湖北的早期传播，就必须对湖北早期的社会环境与教育环境进行梳理。
　　本文第三、第四章以董必武、陈潭秋这两个极具代表性的湖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个案，对湖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以及革命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董必武是近代知识分子转变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而陈潭秋则是直接由学生转变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而且二人又一同出席过中共“一大”，因此对他们的革命思想与实践进行研究是合理的。
　　本文第五章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在湖北早期传播的意义与启示。马克思主义在湖北的早期传播，促进了湖北各阶层群众的思想觉醒，为湖北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从中得出的启示是：在新时期，我们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对青年学生的教育，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