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合同仲裁(arbitration without privity)作为投资仲裁中较为特殊的一类,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到。这种仲裁方式主要规定在国际条约和有关外国投资的国内法中,用来解决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直接因投资引起的法律争议。东道国在多边条约、双边投资协定或者国内投资法中作出将其与投资者之间的某一类投资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或者其他国际救济的事前的概括同意,待以后争议发生时,投资者便有权要求将争议诉诸国际仲裁,东道国不得拒绝。本文意在通过理论、法律、实践三个方面的分析对无合同仲裁作一评述。第一章主要介绍有关无合同仲裁的概念问题。一般来说,无合同仲裁并非不需要仲裁合同,只是其合同形式与一般的商事仲裁有所不同。但有些条约和国内法中也规定了缺少投资者仲裁同意的无合同仲裁,即强制仲裁。该制度意在解决国内法中由国家行政行为引起的争议,故其性质应为公法制度,而非私法仲裁。第二章主要介绍有关无合同仲裁的法律规定,包括最初对无合同仲裁作出规定的《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议公约》中有关无合同仲裁的规定,一些多边、双边条约中的相关规定,以及一些国内法的规定,并对不同规定作了对比和评价。第三章主要讨论有关无合同仲裁在实践中所产生的争议性问题,包括岔路口条款和最惠国待遇问题,以及相关案例。岔路口条款涉及到适用无合同仲裁的条件,一般规定投资者在国际仲裁和国内司法之中仅可选择其一,然而常常由于实践中仲裁庭的严格解释而被规避。最惠国待遇的通常含义应是实体性权利的最惠国待遇,然而实践中仲裁庭为了扩大管辖权常常将其解释为适用于程序性事项。第四章主要介绍我国缔结的条约中有关无合同仲裁的规定、与我国有关的无合同仲裁案例,并作简要评述。我国自1998年之后缔结的BIT对可诉诸国际仲裁的争议事项限制较少,然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不稳定可能会导致被诉风险增加。同时,由于海外投资也不断增多,我国面临着如何平衡国家利益和投资者权益的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有关无合同仲裁的法律规定和对法律文件的解释厘清其理论上的争议,并通过案例分析展示仲裁庭扩大管辖权的倾向,说明我国应通过改进条约规定和国内投资环境的方式减少被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