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认罪协商制度总体上经历了,“探讨是否有必要引入辩诉交易制度”--“构建中国式认罪协商制度”--“借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完善认罪协商制度”的三个发展阶段。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提出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充分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司法精神。正是基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学术界和实务界开始关注控辩双方的协商行为。近些年,在我国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重大疑难案件、集团化犯罪日益增多,且司法资源严重不足,导致司法机关的办案压力增大,办案效率降低。在此背景下,为了缓解司法资源紧张的压力,使诉讼顺利开展,控辩双方私下进行一定协商的行为逐渐增多。除此之外,不起诉、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中也都暗含着认罪协商制度的相关精神。然而,就目前我国的现状来看,还处在认罪协商制度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立法不完善,主体、阶段、适用范围不明确,审查救济制度缺失等问题。反观国外,无论是英美法系或是大陆法系国家,都以立法的方式明确了认罪协商制度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运用判例或出台相应法律规范,规制认罪协商行为。对认罪协商制度进行完善,顺应了司法改革的趋势,更契合了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与此同时,如何保证认罪协商制度适用的正当性也是一道难题,考验着学者和实务工作者的智慧,需要不断在探索、实践中反思,不断地进行完善。毋庸赘言,我们应当建立体现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认罪协商制度。首先,必须从立法层面明确认罪协商制度的法律地位,禁止私下的秘密协商,保证认罪协商的公开、透明。其次,明确主体只能为控辩双方,被害人的意见只能做为重要参考;认罪协商案件的适用范围一般不做任何限制等。再次,完善审查救济制度。认罪协商制度的正当性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为前提。最后,梳理认罪协商案件的程序适用问题,进行合理地繁简分流,真正实现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