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其意义在于吸收朱子学研究成果，全面把握朱熹思想，并进而对宋代理学发展史做出描述与评价。朱熹理学思想过程大体可分为心性论、宇宙论与道统论三个大的阶段，这三者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青年朱熹深受内圣外王时代精神的濡染，以“成圣”的修养功夫进路探索为思想焦点。朱熹的理学思想启蒙于乃父朱松，成长于刘氏私塾学习期间。受南宋理学内倾化思潮影响，朱熹在探索成圣进路中经历了以释老解儒的迂回之路，但其人生观与思想目标仍立定于儒学思想营垒之中。“成圣”的立志追求与经典研读的理性方法，形成了青年朱熹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朱熹24岁初次问学李侗开始，朱熹思想经历了“困学”而逐渐“自得”的过程，并走上溯源二程的思想道路。李侗的“理一分殊”教导巩固了朱熹读书穷理的理性主义精神，使他从“儒佛相合处”求“成圣”之进路转向对儒学精神的“自得”探索与功夫进路之独创。“同安夜悟”使朱熹意识到程学精神全面性与南宋理学发展中的片面性之别，在“忠恕一贯”的讨论中朱熹拣择了下学而上达的修养进路，由此奠定了自己为学进德的大方向。朱熹将李侗“理一分殊”之教发挥于读书穷理的经典研究上，使他与李侗“心与理一”的教法有了根本差异，师生思想分道在所难免。李侗于分殊处入手的教导与朱熹穷理方法的结合，使朱熹开始对南宋理学的佛老之失给予本体论批判。同安时期，朱熹开始对“儒学本真精神”的问题展开梳理，为其“道统”论的觉悟与理学思想创造方向的树立奠定了学术基础。中和问题是朱熹对佛老异端的批判深化，更是对理学中佛老之失的心性学批判，它是朱熹探索成圣进路的思想结晶。丙戌年(1166年)朱熹确立中和旧说，己丑年(1169年)确立中和新说。中和旧说本质上说，它是“体用一源”的程学精神对性与心之关系做出的直捷贯通，它也受到湖湘学派“性体心用”说的影响。中和旧说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的道德直觉主义修养功夫。中和新说是朱熹思想之鲜明创造，它是朱熹将“体用一源”与“理一分殊”统合后对主体道德能力再解剖的结果。它以“先涵养后察识”、静贯动静的功夫次第为凡人下学奠定了为学进德的方法，它是朱熹生平为学进德大旨确立的标志。以朱熹41岁草成《太极解义》为标志，朱熹开始为其新儒学开辟宇宙本体论的哲学论证。以存在与价值体用不离的论证奠定了朱熹的哲学世界观。《西铭解》完成了朱熹对关学的闽学化改造，《仁说》与《定性说》对理学功夫论与境界论做了理论的绾结。1177年《四书集注》及《或问》的序定标志着朱熹理学思想与新经学统一化任务的初步完成，是其理学思想体系成熟的表现。《四书集注》序定前后，先有朱熹46岁朱熹陆九渊“鹅湖之会”，后有朱熹55-56岁时的朱熹、陈亮“王霸义利”之辨，这些论争从反面刺激了朱熹以“道统”的甄定与担当为其晚年思想的关切点。朱陆之争首先是功夫论上“渐教法”与“顿教法”的分歧，并在后来的“太极之辨”、“皇极之辨”中引向道统的解释与朱陆政治观念的分野。朱熹与陈亮论争是关于道德动机与历史效果的历史哲学分歧，从根本上说，陈亮对朱熹思想更具挑战意义。在回应时代异论之时，朱熹对理气关系更加关注，理对气的优先主宰地位巩固突显，朱子思想中的礼教禁祻气息亦日益显明。朱熹晚年仍在先涵养后察识的功夫格局下，同时也更重视“敬”的地位与格物穷理之深入，做出了《大学补传》及“至善”与善的分殊。《大学章句》的理论地位突显，表达了朱熹“絜矩之道”的政治哲学，由此回应了宋代士大夫焦虑的内圣外王的理论难题。朱熹思想的形成过程有两大特点：一是个体思想开掘与社会思潮的互动；二是思想发展过程呈现鲜明的辨证性。朱熹思想之意义，积极方面说，它完成了宋代儒学复兴重建的理论任务，推进了中国宋代以后社会的平民化转型，理性主义的道德渐教方法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从消极方面看，存在与价值的囫囵不分是其哲学世界观中最大的谬误，内圣外王的政治观具有严重的历史负面效果，道统观念在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偏枯的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