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时代氛围下，追求主体自由意识的作家们把个人生活体验与民族文化前途自觉联系，把自己漂泊的精神归属寄托在对安身立命的家园描绘之中，同时在乡土书写中寻找民族文化之根来应对异质文明的冲击，其中不乏对本民族性等问题的思考以及对人类普遍存在的精神家园的迷失与寻找的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创作倾向，是作家陷入个人遭遇和社会前途双重困境下而出现的精神现象，也是作家长期思考的一个创作母题。　　 1930年代的“京派”文人的品格与其学院派身份是一致的，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既重视文学的审美性和作家个人情感体验的升华，同时也要肩负起历史留给知识分子的责任。因此他们把塑造国民性格的使命交付给文化价值体系的重建，而又把文化重建的重任承载在文学的审美表述上，以道德感化和美学力量的途径来实现民族自救的历程，“京派”文人始终在用文学创作实践着自己所选择民族文化重构的蓝图。　　 无独有偶，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同样以寻找民族文化之根为创作旨归。面对新时期这种剧烈的社会文化转型，忧国忧民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古老民族的文化处境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焦虑”，所以说“寻根文学”的兴起既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学审美追求的自觉，也是感时忧国情怀的展示。“京派”文学和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是20世纪文化“寻根”思潮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两大重要的文学流派，二者在乡土体验和文化重构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然而又因创作主体的文化心态与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二者体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这也是二者在文学史影响出现巨大反差的根本原因。　　 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很快就偃旗息鼓后随之风流云散了，但我们发现“寻根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作为一个文学思潮的“寻根”仍然存在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除了张承志、韩少功、贾平凹、莫言这些“寻根”作家还在用创作继续他们的文化寻根之旅外，也还有不少作家陆续加入其中，共同探寻着“寻根”这个古老而又永不过时的话题。张炜、史铁生、陈忠实、红柯、北村等作家也是在文化“寻根”思潮的影响下，运用各种表现形式自觉地进行着对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寻找。　　 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以传统文明为参照反思现代文明的得失，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之际寻找民族传统之根，以弘扬本民族文化特色，成为20世纪中国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当作家把“寻根”作为社会文化变革时期动荡内心的精神家园时，文学的“寻根”也就赋予其将会长久地“在路上”的特质。实际上，中外文学史上每次“寻根”思潮的发动和高涨，都昭示着人们在焦虑和困惑中努力寻找出路的困境，同时也展示了知识分子自觉承担探索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职责，为人类未来走向所进行的一次次精神寻根之旅。